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前約三個月，特朗普突然宣佈以色列和阿聯酋將會建交，之後巴林和蘇丹亦加入該行列。此一發展，當屬中東和平進程的又一里程碑，甚至有極右派的挪威議員因此提名特朗普角逐諾貝爾和平獎，並獲得不少不知就裏的香港網民和應。無可否認，推動以阿和解紙面上確實非常悅目，甚至可以說比當年奧巴馬得獎的理由來得有說服力。然而，這個公開的和解不過是將雙方一向秘而不宣的默契公諸於世，唯一獲益者是在區域中角色變大的以色列政府。
首先，盤根錯節的中東問題從來都不是單一事件能夠解決的，即使以色列和部份阿拉伯國家外交正常化，當區的緊張關係及相關衝突仍然存在甚至可能加劇。20世紀中期中東的主要敵對關係是由阿拉伯國家群起反對以色列立國構成，主調是「以色列vs阿拉伯」。在伊朗1979年經歷革命、阿拉伯陣營分裂之後，該區的明爭暗鬥逐步演變成近年的「以色列vs沙特vs伊朗」三方區域霸權爭奪戰。如今以色列和屬沙特陣營的阿聯酋、巴林、蘇丹建交，就是將頭兩股勢力聯合起來，變成「以色列-遜尼派vs伊朗（什葉派）」。換句話說，以阿和解不但無助沙特和伊朗在也門、敍利亞、利比亞等地的代理人戰爭畫上句號，反而增加了以色列涉入其中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對以巴 / 以阿關係轉變的貢獻遠遠不如想像中大，因為「衝突是工作，私交甚篤是生活」早已是中東局勢新常態。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者Omar H. Rahman指出，除了共同敵人伊朗，海灣國家為預防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影響國內民眾，早就對以色列多年來監控境內巴勒斯坦人的「專長」產生興趣，加上它們明白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遠比自己與華盛頓的穩固，因此早已將對以色列的敵意暗中放下，逐步與之建立經貿，以至政治關係。事實上，以色列私人公司已有出口天然氣至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約旦。2018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正式訪問安曼，體育及文化部長也前往阿布札比的謝赫扎耶德大清真寺、情報及運輸部長訪問了安曼、通訊部長則訪問了阿布札比。由此可見，雖然特朗普在促成以阿和解一事上有一定角色，但因此值得獲頒和平獎難免有誇大之嫌。
身在大時代的港人遇上一個不一樣的美國總統而感到百般滋味，自然不難理解，但加入吹捧特朗普的中東政策卻反映了港人在了解國際政治時，犯下只運用短期記憶的大忌。畢竟，講求美國利益至上的政策方針往往令一直依賴美國的弱勢力量帶來失望，甚至被背棄。還記得庫爾德族人的經歷嗎？在攻堅伊斯蘭國最前線的美國盟友，正是被美國優先政策傷及的例子。
未有受惠於民族自決原則，人口超過2,500萬的庫爾德族現分佈於伊拉克、伊朗、敍利亞和土耳其境內，並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其中土耳其更將庫族人視為恐怖分子，一直想除之而後快。為了爭取獨立建國保障族人利益，庫爾德人因而押注在抗擊伊斯蘭國的戰事上，過程中亦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大力支持——從提供武器和訓練到空襲掩護等，不一而足。然而隨着ISIS敗退，庫爾德人的戰功不但未有轉化成回報，特朗普更於一大片國內外爭議聲中宣佈撤回對庫爾德人的支援，最終讓土耳其有機可乘，以建立安全區予國內敍利亞人為由對庫爾德人展開攻擊。庫爾德人的經歷，絕對是香港人過去一年常用的「用完即棄」的完美演繹。
中東和美國都離香港很遠，與其執着於塵埃落定的諾貝爾獎和大選結果，倒不如重新建立正確國際觀，理順各方利益——這才是弱勢力量夾在大國之間的生存之道。
朱啟政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