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聊天，說起一個人，平時出門，喜歡在背囊裏放一本磚頭大的英文書，坐地鐵坐巴士，就打開來看，一副很另類的樣子。我說我也認識一個這樣的人，背囊中也一定有一本磚頭般沉重的英文書，也是坐地鐵坐巴士坐天星小輪時打開，顯得非常脫俗，只是認識了他很久，天天是同一塊「磚頭」，沒有換過。起初也對他另眼相看，後來大家在同一家新聞機構做事，他寫了一篇訪問稿交給我，文理不順，邏輯混亂，水準之差，跟平時那副讀書求知樣落差極大，從此對他刮目相看。
這當然都是在還沒有智能手機的年代發生的事情，不少人出門會帶一本書在路上看，但隨身攜帶「磚頭」的實在不多，所以我對上述那位仁兄印象深刻，在見識了他的實際水平之後，覺得他被那塊磚頭欺侮得很慘，印象就更深刻了。
一九八二年，有兩個女孩在同一天去同一家雜誌社見工。第一個女孩手裏拿着一本張愛玲小說，正好雜誌社的老闆也在電梯裏，看在眼裏暗暗讚賞。見工很順利，翌日上班，月薪一千四。接着就是第二個女孩來見工，老闆覺得也不錯，因為受了前一個「張愛玲」的影響，老闆問她有沒有帶書在路上看，她說沒有。老闆「哦」了一聲，叫她翌日上班，月薪一千二。前後兩個女孩月薪差了二百元，就是因為中間多了個張愛玲。
這也是我每次見到盧覓雪家中書架上放着幾本張愛玲就忍不住笑的原因，因為她就是那第二個女孩。當年二百元的刺激，令她發奮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