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不走陳同佳，好比叫不醒裝睡的人，一如眾人所料，冷血殺人犯在特區政府的庇護，及北京市政協委員的協助下，成功保持「冇心情就不去台灣」的初心，並沒有在潘曉穎母親單方面自設的死線前投案。陳同佳希罕潘媽媽求情嗎？事實已證明是「不」。
也許很多港人都受特區高官迷惑，一直只抱着吃花生心態，袖手旁觀這齣母親復仇記，從未看清整件事的本質，實關乎公帑運用和公共安全。不妨先想想關鍵問題：為什麼陳同佳遲遲未能赴台？按照特區政府說法，陳的律師已聯絡台方「單一窗口」七次，台方卻以特區政府必須提供司法協助為前提，拒絕批出簽證，故責任全在台方。可惜，誠實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卻說漏了嘴，自打政府的臉。
李家超振振有詞，叫台方改變「你急我唔急」態度，又說如果受害者是台灣人，相信台方必千方百計向特區政府要人。真是突破盲腸啊！是什麼驅使局長想像一個「受害者是台灣人」的平行時空呢？在我們這個時空，殺人犯、受害者明明就是香港人，擊鼓鳴冤的死者父母，也是香港人。按照局長的神邏輯，把香港殺人犯送上法庭，為香港受害人討回公道，正是急香港市民所急，特區政府責無旁貸，理應比台灣着急百倍，為什麼反責怪台方不夠心急呢？
至於台灣拒發簽證的問題，我昨天向熟悉香港和台灣法例的律師朋友請教。他說，現在因為疫症流行，只有三類人可循正常途徑從香港赴台：一是台灣國民，二是商務履約，三是人道理由（即紅白二事）。罪犯投案不屬以上三類，為陳同佳破例，於法不合。換言之，批出簽證給陳同佳，學林鄭月娥話齋，就是「沒有法律基礎」。正如上文所說，相比起台灣，特區政府更有急切的需要、明確的義務，去依法處理這宗港人凶殺案；然而特區政府卻立下壞榜樣，推搪「沒有法律基礎」辦事，請問哪來的自信，反指責台方「無理取鬧」呢？
律師朋友接着指出更大的問題，就是台方檢控陳同佳，確實需要香港警方提供證據和口供：「大家似乎一廂情願，覺得陳同佳必乖乖認罪，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任何人都是求生而非求死，求自由而非求監禁，誰會刻意做損害自己的事？假如沒有香港的司法協助，陳同佳即使來了台灣，也可反口不認罪，辯方律師更可利用程序漏洞為他辯護，無罪釋放不是夢，到時豈非變成鬧劇，使台灣蒙羞？」
台灣要求引渡犯人時，獲得當地政府的司法協助，早有先例。2010年，印裔英籍商人林克穎（Zain Dean）在台灣醉駕撞斃一男子，判囚四年，但他保釋上訴期間易容，借他人的護照潛逃至蘇格蘭。台灣向未有簽署移交協議的英國提出引渡令，結果兩地在2013年簽署《關於引渡林克穎了解備忘錄》，林克穎在蘇格蘭被捕，並經法庭批准引渡赴台。此一例子，說明台灣要求司法協助，並非「製造障礙」，而是慣常做法；別的地方在司法上配合，除非有不可告人的居心，否則也是理所當然。順帶一提，以上案例見於去年三月九日《文匯報》，哈。
退一萬步，假設台灣真是「製造障礙」，特區政府也有義務克服障礙。所謂行政長官不是最喜歡他媽的「迎難而上」嗎？阿娥，機會來了！去年你義正詞嚴，說不容香港成為逃犯天堂，現在長期給殺人犯提供「安全屋」，豈非自製逃犯天堂？公帑用得其所嗎？李家超身為保安局長，與其幻想受害者是台灣人，倒不如務實思考一下，若陳同佳被取消安全屋卻無法進入台灣，是否讓他在香港趴趴走，引起公眾恐慌？抑或李家超妙想天開，想邀請一個殺人犯，充當習近平「增強港青向心力」理念的代言人，讓他率先融入大灣區發展？
由此可見，若特區政府堅拒台方要求，後果不是無了期的濫用公帑，就是危害香港公眾甚至國家人民的安全。解決方法很簡單，去年早有專家提議，就是針對陳同佳單一案件，以「日落條款」方式修訂《逃犯條例》。大眾也必須認清事實：把陳同佳盡快送到台灣受審，不是特區政府對台灣或潘家的恩惠，而是它最基本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