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廿年前，適值七運尾八運頭，華人世界冒出許多偶像派「知識分子」，往往喜歡以感性的筆觸、日常的語言、簡單的思維、漂亮的幻想，寫些好像洋溢文化氣息的東西。這類文章閱讀門檻不高，又廣受文化界人士吹捧，未見過世面的文青都趨之若鶩。那是「破軍星」當時得令的世代，利娛樂求財，讀書但求點綴，「文化偶像」即應運而生。龍應台是其一。
九運降臨，這類偶像都會「退氣」，黔驢技窮，露出本來面目。龍應台月初寫的那篇「不管你說什麼，我反戰」，根本是破軍文章的老調重彈。開頭短短一段，拼老命堆砌藝術明星，塞滿文化符號：奧地利畫家克林姆、法國雕塑家羅丹、威廉一世的皇家鋼琴師、舒伯特的音符、貝多芬的壁畫、維也納喝下午茶，還有雪茄的裊裊煙雲。這種浮誇文風，與「魔都名媛」手提二手Hermès包包，腳穿二手Gucci絲襪，數人夾份在Ritz-Carlton吃一個下午茶打卡，並無文化上的差異。
七運文化偶像的拿手好戲，是吹出「雪茄的裊裊煙雲」，令讀者迷失於文字霧霾。然而時代的霹靂乍響，大眾的頭腦也逐漸清醒。你反戰麼？其實正常人誰不反戰？問題是龍應台醉翁之意，不在反戰，而在勸降，還要在勸降的時候，裝出悲天憫人的樣子，慨嘆「文明所有細節的毀滅」。台灣作家兼政大教授陳芳明，日前毫不客氣指龍應台「矯情」和「虛偽」，說道：「中國藏族、維吾爾族受到壓迫時，她一句話也不說。如今香港學生與百姓受到中國的武力鎮壓時，她說『不管你說什麼，我反戰』，立刻變成人民公敵。」
我慶幸從未喜歡過龍應台，即使在十多廿年前。她的「矯情」和「虛偽」，根本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記得二零零五年，龍應台還是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她對畢業生演講，題為「期待人文港大」，照例用「大明星」——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和蕭伯納——掛帥，講他們與港大的小故事。
提到陳寅恪在港大任教時，龍應台很抬舉港大的地位：「香港在1941年底淪陷，陳寅恪在饑餓困頓的情況下閉門治學。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在這段艱苦時期內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一代大家的學術巨作，在風雨飄搖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園裏寫成。」然後煞有介事問學生：「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中，有多少人聽說過陳寅恪，或者讀過他的著作？」
一般港大生聽了龍教授這段話，應該不覺得有問題，甚至會被龍教授的反問拋窒，自愧沒聽過陳寅恪。儘管我不知道港大學生有多少人讀過陳寅恪，但可以肯定，龍應台沒讀過陳先生的書信集。假如她讀過，就不會拿陳寅恪給港大面子貼金，原因有二。
第一，陳是大師級學者，號稱「教授的教授」，但港大月薪只有區區四百元，日常開支已花掉三百餘元，生活捉襟見肘（見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陳寅恪與傅斯年書），給大學者這種待遇，港大值得自豪？第二，陳先生並非有賴「港大的校園」，才寫得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事實上，陳滯留香港的日子，按照他本人的話，就是「別有一種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覺，即無人可談無書可讀」（見一九四零年八月廿八日與傅斯年書）。「無人可談無書可讀」八字，才反映陳先生對港大的真實感受。
龍應台當然不在乎細節和事實，她只求用星光熠熠的點鬼簿，說一些膚淺而動聽的小故事，末了拋一句：「你們有多少人聽說過XXX，或者讀過他的著作？」記得幾年前，有位洋人朋友告知，他受龍應台委託翻譯一本書，多管閒事，順手替她fact-check，居然查出不少錯誤，於是很老實地告知作者。但龍應台不改，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友人被解僱，肯定係龍應台不滿他的翻譯，除非唔係。不管你說什麼，我覺得「文明所有細節」，在龍應台筆下早就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