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晚報副刊只做了不到三個月。當年羅孚和大家一起坐大堂，天天伏案工作，有時趴在辦公桌上小寐。那時我和他沒有交集，不知道他身負文化界「統戰」重任。
羅孚出事後在北京軟禁了十年，有一年我去北京參加書展，到他雙榆樹寓所拜訪他。直到他回香港來，我們才時常聯絡。
羅老總性格沉靜，風度儒雅，很少高談闊論，也很少談自己的事。我多次勸他寫回憶錄，他都笑而不答，大概他與中共有默契，就是不對外談及挨整的舊事，因此他的很多經歷永遠都成為空白。
有一次，羅孚介紹中共托派領袖鄭超麟的回憶錄《史事與回憶》給我們，這本書詳盡記錄了大量中共早年的活動，很多黨內鬥爭的秘史，涉及高層人事，資料十分珍貴。雖然政治上也很敏感，但羅老總珍重史料，不避嫌疑。
羅孚九十二歲生日時，文化界發起為他慶生，那晚幾百人濟濟一堂，都是門生故舊，可見公道自在人心。那時他已垂暮，不能與人交談了。
我與李子誦先生沒什麼私交。當年在文匯編小說版，請沈西城先生寫小說，李社長指示小說寫點情色也無妨，我即知會西城兄，他應命大灑鹽花，不料卻惹來忠誠讀者抗議。李社長又指示，那就收斂一點吧，西城兄只好又筆下「留情」。當年文匯，也如此進退兩難。
有一次錢鋼先生推薦一本《中國猛博》，綜述大陸著名政治時事博客，開新書發佈會時，李社長在家人陪同下顫巍巍來出席。他一生為新聞事業奔波，仗義不媚上，令人敬重。
金堯如老總性格比較剛烈，我與他私底下也沒有接觸。有一年報慶餐會，他大概喝了一點酒，在舞台上即席唱了京劇《蕭何月下追韓信》的唱段。他曾因政爭被逐出文匯報，改革開放後再從大陸回來。那晚他唱得七情上面，用手在枱上打節拍，宣洩一肚子鬱悶。
六四後，有文匯報同事見曾敏之先生在辦公室痛哭，內心交煎可想而知。他流亡加拿大數年，回香港後主持作家聯會，為人長袖善舞，對中共從未說過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