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代理的案件涉及政治，很敏感、很危險。」2020年12港人偷渡案中，一些相對陌生的人權律師名字走進公眾視野。與近年大多數內地維權案一樣，他們遇到了被拒會見、被司法部門施壓退出的難題。
事實是從2015年709大抓捕，到2018年大規模吊銷執照潮，站在最前線的中國維權律師幾已倒下。不能在法庭上辯護的律師們，職業生涯搖搖欲墜，維權又從何說起？大抓捕後無法執業的王宇、投入人權領域的年輕律師，都把眼光看得更遠——維權律師的舞台不只是法庭，更重要是法庭外的揭露，並為未來作力量的保存。
「如果我有牌的話，那是肯定會去參與。港人被抓雖然非常敏感，但作為我們來說，對香港人都有一份感恩之情，很難找到這樣一個機會，去表達感恩之情。」曾為郭飛雄、黃琦等異見人士擔任代表律師的隋牧青，多次在訪問中提到港人案，這種想辦而不能辦的心情。
因為早在2018年，他已被當局無預警吊銷牌照，終止了他19年的律師生涯。
「他們（廣東司法廳職員）是用一個藉口，說司法部門要檢查工作，我是律師所裏很特別的人物。到了律師所，他們衝進來十幾個人，又拍照又錄像的，宣佈要吊銷我的執照」。不止是隋，那一年，從年初的余文生、祝聖武開始，大批知名維權律師被註銷或吊銷律師執照，圈內人稱之為「吊證潮」。
註銷律師證理論上仍然可以再申請，但吊銷可以說是為律師判了死刑，因為律師無法出庭、無法代理訴訟案件，是對律師最嚴厲的處罰，而52歲的隋牧青恰恰是後者。過去三年，他一直在家裏休養生息、照顧孩子，基本沒有收入。他希望靠寫文章賺一點打賞，但一開設微信公眾號卻又被封掉，重新就業的問題懸而未決。
「2018年吊證潮後，吊證註銷的一大批，事實上很多律師即使沒有經過吊銷程序，但仍然無法執業，可以說基本上過去的一線律師，絕大部份都被消滅掉了。」
在北京，709大抓捕當年被抓的第一人王宇，正是未經歷吊銷執照程序，但無法以律師身份執業的一人。「我的執照既沒有吊銷也沒有註銷，但因為司法局限制我轉所，我們所在的鋒銳律師事務所又被吊銷了，也沒有律師所接受，所以不能執業。」她的丈夫包龍軍也在709後，實習律師的身份無法轉為正式執業律師。
王宇本是中國著名的「死磕派」（意指作對到底）律師。她所在的鋒銳律師事務所，大量代理法輪功、訪民等敏感案件，並且透過網絡平台，將代理的案件、法庭內外的違法情況傳播開去，使許多不為人知的案件成為熱話，因此成為當局「眼中釘」。2015年7月9日，709大抓捕便就從抓拿王宇開始。她在受威脅之下，上演了電視認罪的經典一幕，經歷關押及監視居住13個月，才重獲自由。
雖然無法執業，但在中國，訴訟案除了律師代理，還可由當事人委託其他公民代理。這成為王宇代理案件的途徑，過程中卻屢遭當局限制。「比如有十個案子，可能有八個受限，但大多數都被限制，而且是完全針對我們個人」。例如現在做公民代理需開設社區介紹信、無犯罪紀錄證明等文書，她試過成功開出，甚至已經開庭，也會被公檢法部門針對，要求社區撤回已開出的介紹信。加上無法代理刑事案件，基本只能做拆遷等民事案件，「時間長了，找我們的人越來越少了，案源很快要枯竭」。
工作上清閒不少的王宇，這半年忙於照顧患病的父親。生活被逼退到如此地步，但她嫉惡如仇卻勝似當年。在訪問中，她仍然一遍遍重複「中國沒有法治！」「中國是有法律而無法治」的論述。幾十年來作為法律人，這樣說看似很矛盾？在沒有法治的國家，要怎麼談法律維權？
「雖然這個法律是欺騙全世界的，但既然你把法律頒佈出來，我們就要把法律作為真正的法律去用」。王宇認識到這一點，是在2008年12月。當時她因投訴天津市公安局不作為，而被構陷入獄兩年半。正正是親身體驗到司法黑暗，在2011年獲釋後，她從商業案件轉為全力做維權案件，幾乎沒有代理過其他案件。因為做一宗維權案件花費的力氣，足以做五至十宗其他案件，向看守所要求會見，總是關卡重重，被拒絕是家常便飯。2014年代理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案，她去了新疆三次，才成功會見到當事人。「要跑派出所、要跑檢察院、要跑公安局，反正跑很多地方，你要去控告、去投訴。如果公安說不讓會見，你就回來了，那你永遠也見不到！你要做大量工作。」
六年前仍有可能會見當事人，但從12港人偷渡案中看到，當局會以官派律師為名，阻止真正的律師介入案件，那辯護又談何說起？王宇認為，當下中國維權律師的角色，不僅在於法庭上，更重要是在法庭外，擔當被告的代言人。
「在中國這種環境下，律師的主要工作，不是會見當事人，不是在法庭這個小法庭去辯護，而是把當事人被迫害、被打壓的事實揭露出來，把它展現於國際媒體下，讓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國政府對弱勢群體的打壓和迫害 ，他們的工作應該主要是這樣。」
「在法庭上辯護得再好，辯護詞寫得再美，法理闡述得再好，他會聽你的嗎？不會，他們只是黨的一個喉舌……他（法官）如果是一個法律人的話，你的代理意見闡述得非常透徹，你可能會打動法官、檢察官，但是中國不是法治國家，法官、檢察官是政府的代言人，黨、政府讓他幹甚麼就幹甚麼，讓他怎麼判就怎麼判。你寫得再好也沒意義。」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作為律師，他也沒有辦法不自我保護一下，很矛盾」。因為中國的維權律師現狀，幾乎就是用一張證，甚至是自由，去救一個人，王宇甚至用「殉道」去形容。當年她被抓後，為她奔走疾呼的代理律師文東海和李昱函，一個被釘牌，一個因「尋釁滋事罪」仍被關押，不判不審。失去執業資格的她，現在苦於有一身好功夫使不出。「很多事情很着急、很想去做。我現在要是律師的話，我就要去代理他的案子，想為他們發聲」，王宇感嘆。
「我不是承認中國給的律師證，他不給我律師證，我就不是律師？但現在關鍵是，很多律師的工作我沒辦法做。很多情況你不了解。沒有事實，也就沒有辦法發聲」。
2015年709大抓捕、2018年吊證潮後，走在最前、最強硬的維權律師第一梯隊，可以說是幾被剿滅。高壓的政治環境下，維權律師的未來空間難免不讓人悲觀。但年輕律師們正以更為低調的姿態，默默地各自努力着。
「709實際上是蠻影響維權律師發展，線下活動變少，很難有新的律師再加入， 所以增長相對之前是緩慢。大家看到高壓態勢、越來越緊縮的環境，年輕律師不自覺地在考量，或往後再退一步」。相較被「判死」的一線律師，80後的林洲（化名）是幸運的，他是屬於「死去又活來」的年輕一員。
與大多數圈內人一樣，林洲2010年代大學畢業後入行，早期並不關注維權領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他看到人權律師高智晟的紀錄片《超越恐懼》，第一次知道了法輪功群體。同一時期，江西「樂平冤案」震撼全國，案中四名村民被揭遭逼供認罪、當成殺人犯羈押多年，「接觸到感覺特別不可思議」。
他開始思考，現實中的司法，為甚麼會跟自己在書本學的不一樣？解決的根本之道在哪裏？最終這個問題的答案，指向了體制變革，「對中國問題有反思和思考，其實根本上是制度性的變革，如果沒有制度性的變革，維權運動是失敗的，它像永遠會有一個你看得到的天花板。如果體制不進行改變，人權的災難很難得到根本改善」。
抱着這種信念，林洲走進了維權領域。當2015年709大抓捕來襲，這名「新丁」雖然不至於失去自由、面對監禁，但也遭約談傳喚、禁止出境，還因被律師所趕走，無法執業，導致律師生涯一度中止。經過多番努力與爭取，他直到去年才成功「復活」。
好不容易重操舊業，林洲如今在處理人權案件時，也採取了不一樣的策略，希望盡量延長律師代理案件的生命，避免馬上被官方解除委託。「以前辦理案件，我會寫個小文章或接受採訪（增加曝光），但為了這個事情能夠長久做下去，或為了使律師不被解聘，我可能會讓家屬去受訪，其實傳達的東西是一樣的……在夾縫裏面求一些生存空間」。
若如王宇所說，律師以「殉道」精神投入維權工作，那麼他可以去到多盡？「特別長的（刑期），可能還是會恐懼，十年八年，完全無法想像到會怎樣。但是你如果說兩三年、不超過五年，就會覺得也還好吧」。但他沒有活在恐懼裏，「在大陸，這種心理準備是肯定要有的，哪怕你再小心翼翼」。
「人權工作也是非常艱巨，還是要有堅持、犧牲，特別是在大陸這種狀況下，你要麼選擇不做，但要做的話要想到方法、目標是甚麼，你真正可以做甚麼」。
「但現在覺得說沒有必要犧牲掉，我也會保存一下實力」，林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