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民主陣營立法會議員去留的民意調查結果出爐，由於支持和反對的民意皆未達過半數的授權門檻，故議員留任與否，需自行作出政治決定。最終，選擇留任的非保皇黨議員共有21位。
對於有關決定，社會輿論仍有不少非議，不少同路人亦冷嘲熱諷。其實，是次去留問題根本就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選項，相信無論選擇留守議會或是辭職，均會被批評，甚至攻擊。民調由始至終都只能作為參考，最終還是要議員自行作抉擇。
筆者從政之初，是通過功能組別晉身立法局。1985年，立法局首次開放24個議席由選舉產生，其中12席由區議員間選產生，其餘12席則為功能組別。我當時循法律界出選，對手為烈顯倫御用大律師和鄒偉雄律師。當時，業界舉辦了一個大型選舉論壇，我被台下同業問到：「假如業界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有衝突，你會以哪方為重？」
我當然明白在座同業的心目中，應會認為業界代表就必須以法律界的利益為重。不過，我卻未有理會會流失選票而堅持直言：「若果我當選，就是你們法律界在立法局的代言人，所以我一定會盡己所能去反映法律界的意見，為業界爭取。不過，在投票時，我卻會以公眾利益為依歸。如果你們不認同我的投票取向，下屆大可另選他人。」我本以為此回應不會獲得業界的認同，但竟然獲很多在場人士拍手表揚，及後我亦順利當選。
1991年立法會首次有直選議席，港同盟（民主黨前身）共派出14人參選。在制訂選舉政綱期間，我們遇到兩個棘手問題，就是對恢復執行死刑，以及收容越南船民的取態。當時民調反映出，超過七成民意均支持香港恢復執行死刑，以及支持取消香港作為越南船民「第一收容港」。這些關乎道德的問題，按照英國國會慣例，就是不會強制黨員跟黨路線，讓黨員自由投票。而為了商討港同盟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立場，我們召開了特別會員大會。會上，我們提出不僅要反對恢復死刑，更倡議廢除死刑，仍輕易取得黨員一致支持，而香港繼續收容越南船民一事，則獲得絕大多數支持。另外，黨員亦贊成將有關立場納入參選政綱，向選民交代清楚。筆者對此結果很高興，但當時亦明言因港同盟在這兩個關鍵問題未有遵從主流民意，故不知我們14位候選人，有幾多位會因而落選。不過，最後有12人勝出，落敗的兩人（包括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竟在選舉論壇突然對以上問題轉軚，而贏得該兩議席的對手所持立場，卻是跟我們一樣。
任何從政者都不會漠視民意，不過，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卻不應只考慮民意而行。當然，如議員決定要擇善固執，作為被授權者，一定要公開清楚交代自己拂逆民意的理據，並有心理準備要承擔該決定的政治風險，可能會被選民唾棄、失落議席，而這正是民主選舉的定律。
是次決定留守議會的21位民主陣營議員，當然也明白此決定所帶來的後果。不過，現實情況並不容許他們退位讓人，而未來一年的議會生涯，既要應付舉步維艱的政治環境，更會被人（包括同路人）質疑與抨擊，肯定要承擔極為沉重的壓力。
對於他們堅毅不屈地致力捍衞香港社會的利益，筆者向他們衷心致敬！
李柱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