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民調顯示，主張「去」與「留」均沒有明顯的大多數，而主「去」者稍多於半數。這不是群眾「撕裂」，是群眾看不到好辦法。因為問題一早就問錯了，不應是「去」與「留」之間的抉擇，而是留則會如何藉議會發揮令人信服的作用、去則如何在議會外發揮更大的力量。留只是為「守」、去只是杯葛，顯然不足以說服對方。反之，若「留」者能提出留的行動鋼領、「去」者能提出去的方針策略，市民便可以就兩者的優劣討論，選擇最認同的方案。既無行動策略可論，過去數月的社會辯論，其實就只集中於對個人的信任或不滿，以及既定的原則和立場。
無論如何，現在已有決定：大部分留，少部分去，全民一致、毫無動搖的是爭取民主的決心。問題只在How。怎樣推動目標。先說「留」的議會行動綱領。
首先，無論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或無黨籍者，都要為這段特殊的空間，訂立凌駕黨章的特殊共識。這個共識應包含以下幾點：一，「延任」的「議會」是不合憲的議會，其法律根據薄弱，甚至比主權移交時的「臨立會」更缺乏理據，因其任意性（arbitrariness）更明顯。二，當年的臨立會唯一可依據的認受性（legitimacy）只有「必要性」（necessity），所以其合理權限，只是限於必要的事務。現時的「延任會」，必要事務只有一項，就是恢復舉行正常、合法的選舉，把「延任會」幹掉。三，其他的相關任務，就是阻止在此空間，進行任何破壞憲制、民主、人權、法治——包括違反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舉措。這是原則綱領。
因此泛民議員的特殊認受性也是以此為基礎和規範。議員的延任，並不是基於中央的委任或恩准，而是在於在有經合法選舉產生的繼任人之前，他們仍有責任，無論在席還是不在席，繼續維護和代表選民的權益。延任涉及利益衝突，因此留在議會的議員，必須真誠竭力爭取其延任最快結束。不在席者如朱凱迪議員、陳志全議員，除了因健康理由退出政壇的陳淑莊，責任相同，不能置身事外，而責任亦非在於監察在席的泛民議員——這是全民的責任。在席與不在席者，要在他們所選擇的空間，用他們可以運用的方法，連結公民社會，為選民奪回選舉權的行使。
不在席者有更大的自由，如山如水，或明或暗；在席者有議會現成的身分和論壇，但同時有更大的縛束和議事規則、法例、國安法之下的巨大凶險。在席者要與選民取得共識，選擇持久、建制不能阻止的方法，有力而機智地行事。如果只憑重複舊路，軟弱發言、索取文件、拉布、缺席，則每日的議會參與，也只會降低抗爭士氣，削弱民主尊嚴。同樣，採取無意識的激烈行動，議事堂變為打鬥場所而泛民戰無不敗，也無助推進目標。在席，遠比不在席舉步維艱，但選擇了崎嶇路，就要有聲有色地向前。還有一言奉在席者：請視這延任的時空，作為各位最後的在任；做好任務，成功也好成仁也好，堅決撤退，交付歷史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