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大決議押後立法會選舉「最少一年」，再決定現任議員「延任」，引發民主陣營內總辭還是留任的路線之爭。從民調結果可知，兩種完全相反的意見差距，由支持延任的47.1%，到反對延任的45.8%，不到1.3%；事後民主陣營有21個議員留任，又引來部份反對者的不滿。
自中共決定接近兩個月來，留任與離任的兩派意見，不斷互相攻擊，重創了民主陣營，亦是自2019年反送中運動以來，在不割席名義下，雙方意見最分歧的一次。在民調發表前一夜，先有朱凱廸、陳志全宣佈離任，民調結果宣佈後，又有陳淑莊宣佈因個人理由不延任、退黨與退出政壇。而從網絡群組可見，有些人則譴責民主陣營的決定，指控這是「對不起被捕與傷亡的前線手足」，甚至是「出賣」手足。
這種指控當然是不合理──作為民主派是否應該聽從民意？類似的爭論其實在2017年特首選舉已經發生過一次，因此不少人提出，民主陣營應該最少「以退為進」，呼籲堅持要表決者，搞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公投，而不是自行宣佈聽民調，然後製造機會給不服者輸打贏要。
更何況民調揭曉前，又未能成功宣傳決定去留的準則，於是不少古怪的言論，有如政府宣傳200萬人遊行就有550萬「不遊行」的歪理一樣，因民調中表態支持的只佔整體受訪者（包括親政府支持者）的少數，就變成了用作反對延任的理由。由於反對延任者幾乎與支持延任的相若，這當然成為了親共陣營的彈藥。
更艱難的問題就是，延任要負上的責任遠比離任難。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議會能夠做的，基本上就是只有：(一)，利用職權去索取資料，用作監察政府的運作；(二)，投票反對不合理議案的政府議案；大家近年所期望的有(三)，利用議員身份、職權、薪酬、津貼，用盡一切方法反對不合理的政府議案，甚至變成（四），不只是「不合理」的議案，而是拉倒一切政府的方案。
市民對議員的期望已經由前兩點，變成更重視三甚至是四。但民主陣營仍是一盤散沙，特別是在大量本已打算離任、退休、退出政壇的「老電池」，由中共強行留下延任之後，也難以調節自己的心態，把自己如今的功能，符合目前民主派市民的期望，如定位為全面反對政府的「反對黨」。
這種本應是民主派定位的深層次矛盾，既未能夠得到充份的辯論，更變成不斷分化民主陣營的致命傷。每次政府推出一些新政策，傳統民主派的定位，就是「有益市民」的就支持，而不是有如西方民主制度下，以反對黨身份去挑戰政府的漏洞。例如代表專業界別的「專業議政」幾位功能組別議員，去反映其界別的意見時，更常與其他民主陣營支持者的多數意見脫節；而這潛在的矛盾，隨時會在未來一年內，引爆更大的政治炸彈。
更大的問題，就在於政府提出的一些政策，更會得到民主陣營內的非政府機構 （NGO）背書。例如上星期七個環保組織發表共同聲明，支持政府早前的垃圾徵費議案，這種打着「環保大義」的政策，如以早兩年民主派議員的立場來估計，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當中不少人會表態支持，那麼「守住議會」，又會否變成「支持政府議案」，最後再淪為被利用，進一步借此打壓市民的權利呢？
一如早前限聚令，濫權執法的警察，專門針對民主派的議員、支持者以至街站；又例如食環署故意針對黃店，甚至不斷派人騷擾其營業。即使不去辯論政策是否有效，是否用意良好，事實就是政府已經濫權成性，任何事情全面政治化，再借此打壓中共的眼中釘。
上樑不正下樑歪，香港政治環境早已有根本改變，這兩年越來越少正常世界的政策辯論，更多的是各利益團體借造勢來「情感勒索」。但如今留任的議員，已有不少人被批判過氣脫節，或一說到其業界利益，以至個人政策偏好時，而完全不理會實際情況；議員在今日搞政策倡議，只會造就更多的政府濫權橫行，最終淪為邪惡的幫兇；事後不斷被人翻查投票記錄，連累其他民主陣營議員。
因此比起延任與否，更重要的辯論，是民主陣營能否最少在這一年來，擔任歐美各國般的反對黨角色？還是延任後又故態復萌，又突然以為可以左右政府的施政，然後不斷對政府議案投贊成票呢？這正是議會戰線中，目前面對的最大挑戰，不是爭議結束，而是更深遠問題爭論的開始。
林 忌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