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稿之時，為九月三十日。加拿大近幾年，把這一天稱為「橙衣日」（Orange Shirt Day）。「橙衣」的典故，源自一名原住民Phyllis Jack Webstad。Webstad六歲時，被強行送到由政府出資、教會開辦的「寄宿學校」（residential school）。Webstad雖然家境貧困，但其祖母依然堅持送她一件簇新的橙衣上學。甫進校門，Webstad即被脫光衣服，往後再也不曾見過那件橙衣，而橙色在她的腦海裏便轉變成一種印記，表徵着原住民在殖民統治下受到的屈辱和不公平待遇。Webstad在2013年的這番憶述，旋即把「橙衣」衍為一種政治姿態、一道席捲全國的風潮，既有議員齊齊穿上橙衣喚起民眾關注加國這段黑歷史，也有各省中小學積極參與，讓師生於這天化作一片橙色衣海，以表支持。近日政府亦引入法案，倡把「橙衣日」定為「全國真相與和解日」。
這類動作，除了為衣服品牌帶來商機、甚或多了一天法定假期外，似是擺姿勢多於實際，加人日間穿上光鮮的橙衫上班上學以表政治正確，自我感覺良好一番，傍晚回家把衣一脫，甚麼都拋諸腦後，Webstad的名字也未必能夠記牢；原住民的生活，則未見有多大改善。然而，姿勢背後的意義底蘊，卻在不斷扎根深延，對往後的影響不容忽視。
加國自1870年設立的「寄宿學校」，美其名為原住民小孩提供教育，實質是維穩手段，把原住民同化，徹底改變其文化及身份認同，從而削弱他們的抗爭力度。原住民家庭固然不會願意讓孩子離鄉背井進入這樣的「教育營」，是故大多數孩童都是被皇家騎警強行捉往。校內環境更是慘無人道，嚴禁各族族語，堅拒洗腦、維持原住民族習俗或宗教信仰的小童，即被公開羞辱、體罰，或遭施暴；學校提供的教育水平低下，很多時只讓學童作長時勞動，提供廉價勞工，而且食物不足、衞生環境惡劣，二十世紀初的死亡率更高達50%。這樣的「文化政策」，竟有百多年歷史，直至1996年才告全面關閉，期間被捉往這種「恐怖教室」的原住民孩童，超過十五萬之多。累積百年的影響，差不多帶來原住民的文化滅絕；族人幾代被關進此等設施、剝奪尊嚴，心理打擊難以估量，造成不少原住民社區酗酒吸毒、失業貧困、家暴性侵等問題。
Webstad的故事雖然簡短，卻能觸動人心，令「橙衣」極速成為喚起國民反省對原住民虧欠的一個象徵符號。但一個符號能瞬間獲得高度關注和傳揚，也是因為政治環境使然。加拿大政府在巨大訴訟壓力下，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此委員會跟我們期望的獨立調查有別，因它不具傳召證人的權力、不能在未得許可情況下提及任何人的名字、不可舉辦公聽會等；政府各部門對此跛腳委員會自然大耍太極，於提供相關檔案時表現得極不配合。調查過程掣肘處處、曠日持久，後來還是得靠法院頒令各級政府提供所需文檔，委員會才能於2015年發表六大函的調查報告。
報告出爐後，政府與各教會相繼道歉，對於報告提出的九十四項建議，也矢言會一一達成。但道歉可以只是一種政治手腕、一種卸下包袱於原路繼續向前的伎倆。原住民也不是在乎一句道歉，而是執意於真相的披露、政府和教會的承擔；而且政府僅在半遮半掩、毫無誠意的姿態下釋出部份真相，若對原住民政策沒有根本改變，也無任何問責，不過是一場大龍鳳而已，難言和解。然而，報告畢竟勾起國人對原住民苦難的關注，主流傳媒長期重點報道有關「寄宿學校」的黑歷史，教育上更是無孔不入，由小學以至大學各年級都有相關課程，也有工作坊專為大學教授而設。僅幾年間，加國人對原住民的認識、意識形態的改變，是十年前難以想像的。
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能如期完成調查、發表報告，關鍵在於司法獨立的法制文明，法庭不會因政見立場暗下支持政府拖延或阻撓委員會的調查工作；對於尋求公義和真相的原住民及維權律師，也不會被羅織罪名而收監；即使政客再無恥，也不敢高讚「寄宿學校」為政府對原住民孩童照顧周善、一切失蹤和被虐死亡的報告都是假新聞，又或吹噓多年來為原住民建設了甚麼文明基建。民主固然有其虛偽的一面，但若因為挑出了民主制度中的某些問題，便立時跳到「不民主」才是王道的結論，但又甘願屈居民主國家，每天研究應票投特朗普還是拜登，對於這類「蠻毛」實在無言。
《秋菊打官司》內的秋菊，千辛萬苦為的不是金錢賠償，而是「一個說法」，也就是公義的彰顯、霸權者對真相的承擔。「和解」不是靠呼籲受害的一方勿再糾纏於追究，不是靠派錢增撥福利的小恩小惠，不是靠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也不是靠滅聲或鎮壓，而是首先要有勇氣和誠意讓真相大白，給出一個說法。所謂「真相與和解」，言下之意，即沒有真相便難有和解。不論穿上橙色黑色，求的就是一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