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為何連港台一個叫利君雅的記者也要不斷「追殺」呢？對於一個獨裁政權而言，官方傳媒就應該是宣傳喉舌，試問怎可能容得下一個當面叫特首「講人話」的記者？香港人面對每天這些荒謬的新聞，感覺很抑鬱糾結，是因為大家心態仍然停留在昔日的香港。
今天介紹一本認識香港新常態的作品，書名叫《暴政史：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作者徐賁，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自公元前四世紀，柏拉圖便將「暴政」視為雅典時代的邪惡，在西方的歷史、政治、文學及哲學史之中，對極權專制暴政的探索，從來沒有停止。無論在歷史上這些暴政表現的形式如何不同，但背後的管治邏輯卻是相同，都是採取暴力、恐怖、謊言和欺騙去維持暴政。暴政的邪惡並不在於掌權者的橫行無忌獨行獨斷，而在於對人性的戕害。堅持信念，分黑白是非的人，受到懲罰加害，而卑劣手段的加害者，得到獎賞，道德價值由此顛倒，最後變成了卑劣才是王道，人人低頭，互不信任、精神萎靡，「人性戕害」就是這意思。作者引述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甘本的名言；極權暴政下只有兩種人：獸人和牲人一一要麼是野獸，要麼是牲口。
專制之惡，在於激發和利用人心之惡。當大部份傳媒已經被政權控制，記者以「乖」為必須的工作態度，配合官方宣傳，不要添煩添亂，就得到上司讚賞，他們會怎樣看利君雅呢？「博出位」、「做乜嘢啫，以為自己好巴閉咩」、「抵死」，因為只有通過否定她，大家才可以安然每天為政權作傳聲筒，忘記了尖銳才是記者應有之責，於是大家會目睹港台、有線、Now新聞全面受整治而不作聲，不作集體抗議，這才是人心之惡，暴政得以持續的溫床。
暴政不可以單靠暴力，將所有異議者投進監獄，獨裁者必須運用各種手段令盡量多的民眾成為他的協助者、同謀者和配合者，因為沒有民眾的協助和配合，獨裁統治是不可能的。環顧20世紀的暴政史，他們使用的手法就是領袖崇拜，配合的材料可以是傳統的皇帝崇拜、聖人崇拜、英雄崇拜或者現代獨有的革命崇拜、意識形態烏托邦、國家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由於暴政下民眾沒有政治參與的渠道，如何保證他們服從和忠誠呢？這需要兩方面，一是調動他們的情感，二是利用人性的勢利、貪婪、奴性、盲從。二戰後研究極權主義的德國學者阿倫特指出極權制度三大支柱：改造人性使用暴力的集中營、迫使民眾處於互不信任的孤獨狀態，最後是官媒宣傳和組織手段。沒有官方龐大的宣傳機器，又怎可能運用國族民粹作情感動員，令群眾放下是非理智，跟從暴政去加害堅持信念的人呢？
《暴政史》一書，是通過有關的歷史、政治及文學作品，將20世紀的暴政史串連起來，最後一章是討論奧威爾的《1984》，徐賁指出奧威爾相信在暴政之前，知識分子有至關重要的社會責任，因為他們能粉碎彌天大謊言，避開雙重思想陷阱，他告誡大家，知識分子要堅持揭示真相、說真話和自由交流思想，這是防止極權主義體系擴散的第一步。
劉細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