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法三個月】港版國安法生效後，白色恐怖瀰漫全城，有異鄉人決定留守這片隨時淪為焦土的地方，也有港人無奈成為逃兵。但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熱愛這片曾經是樂土的香港。
「各位乘客，我們即將降落在台灣桃園國際機場……」Dennis在香港土生土長，今年9月，他踏上了飛往台灣的航班，去當地就讀碩士課程，亦計劃移民重新開始。上機前兩日，他一大早便趕去郵局領回入台證，惟因疫情令郵件積壓，職員叫他下午再回來，「最壞打算係改機票，咁就要遲開學，不過我都有預備過呢個情況，由決定去台灣讀書之後，我已經沙盤推過好多可能性。」
離別在即，他在電話設下倒數計時，畢業後因工作需要不時要到戶外考察場地，發覺香港美麗得很。近年愛上乘坐巴士，一上車便倒頭大睡，也喜歡一邊看風景一邊看Google地圖認路，「啱啱出咗長青隧道應該係葵涌工業村；你去搭西鐵或者巴士，尤其是東涌綫，一路望住個海好治癒㗎。」
Dennis所有親友均支持他的決定，早前自工作了數年的公司辭職，出發前相約一起玩音樂的前同事再聚，「我哋一齊租咗間band房，今晚應該係喺香港最尾一次夾band，呢度叫精神時光屋，入咗嚟你係唔知道啲時間過得咁快。」萬般不捨，為何也要走？
回想去年反修例運動初期，他也以合法形式參與，但經過一個月後，「多少有啲疲勞，思前想後，諗緊仲捱唔捱得住？因為好辛苦，見到有人輕生，好多人受傷。」不想活於恐懼，他決定找一個自由之地重新開始，尤其今夏香港面對的最大變化，國安法立法，令他更下定決心。
幾經波折，終於趕及取得入台證如期出發，機場登機櫃枱亦因赴台學子們大排長龍，重現一點久違熱鬧。這刻他突然擔心有否遺漏重要文件，又或者有誰還未道歉道謝，因為疫情等關係，很難確定何時回港。告訴自己要努力融入當地文化，答應到埗後常常聯絡家人，但他語帶哽咽，「但點都……唔擔心就假，始終媽媽年紀都大。」
縱然很愛香港，但能力有限，進退有時，他只望四散的港人，不忘彼此。記者想起香港著名導演張堅庭最近訪問，「佢話香港人有個DNA係會向外走，我信係咁；最緊要大家記住，就算去到第二個地方甚至拎埋護照，唔好唔記得自己係香港人，他朝一日可能街頭撞到，仲可以用廣東話講到幾句粗口，咁都OK嘅。」年紀輕輕卻無限欷歔，這晚他背起行李，身影慢慢在離境大堂遠去。
「這次我從頭面對，過去和以後……」灣仔歷史建築藍屋的樓上，飄來王菲的歌聲。法國人Arnault家住藍屋，愛吃距離住所數分鐘路程麵包舖的牛角酥，日常生活圍繞這個港島舊區。雖然不諳廣東話，但家中收藏大量香港歌手、樂隊唱片，例如LMF、Beyond，最愛王菲和達明一派，「我去過王菲演唱會，最珍藏她1996的那張唱片，因為是我來香港那一年朋友介紹給我，是一切的起點。」
1996年他大學畢業，當時要強制服兵役或找一份海外工作代替，去銀行見工前路經戲院，被港產電影《重慶森林》的海報吸引，自此和香港結緣，「那比當兵聽起來更有趣更適合我，我便說想去他們的香港分公司工作。」
第一次來港時，原計劃只待一年半，最深刻是飛機在舊啟德機場降落，「時值新年商店都關門了，記得常常很大霧，感覺很神秘。」「我在港認識很多朋友，也是主權移交時期，很多未知但又很多刺激，而我已喜歡上這城巿，便留下來工作。」輾轉間開創個人事業，在灣仔經營的購物店品牌創立14年，今年更逆巿開分店，「即使這兩年從事零售很困難，因為政治環境和疫情，我仍然覺得我們帶來了些不一樣的，我就是不想停下來，哈哈。」
來港24年，他笑指超過他一半歲數，已視香港為家。物價貴，住屋細，但人人充滿活力，是他多年來對此城感受，「在這裏謀生從來不易，但就是有能力將很多想法實現。」不過，當國際都會漸漸風光不再，今時今日新增「外國勢力」標籤，7.1後更多一條油漆未乾紅線，外籍人士亦要面對。
「的確，我認識不少朋友正考慮離港，我能明白，因為當初我也選擇離開國家去探索世界、追求更好的生活，想要更多自由自主。」但這一刻他沒有想過離開，因已在香港建立生活、事業，「我常常由這裏的人身上看到某種樂觀，是很艱苦、很多困難，但總有種氣氛是，好吧，我們會再來而且會變得更好。」
西班牙人Ricar兩年前和太太來港定居，欣賞香港的自由民主，「始終有英國留下的rule of law，能住得較安心。」但去年站在香港街頭，Ricar於人潮中首次嘗到催淚彈的滋味，「6月9日我在現場拍照、和港人聊天，從未看過有這麼多人上街；6月12日我在立會外，突然聽到聲響、有人奔跑，然後便看到警察射催淚彈，當時有點危險，因人太多但要很短時間內疏散。」
自此他改為任職自由身記者，曾為西班牙電視台採訪香港示威活動，自己創辦了西班牙文網媒，題材包括香港新聞一腳踢拍片剪接，當然亦有報道港版國安法。他指，有居港同鄉覺得立法沒有影響，但亦有朋友連使用社交媒體亦變得小心，他認為很多國家都有國安法以針對例如恐襲等特定罪行，例如西班牙面對恐怖分子多年，「但港人不喜歡國安法條文不清晰，例如對記者而言，就不太清楚甚麼可以做，甚麼不可以做。」
他形容現時仍看到不同報章和不同立場的傳媒，亦有報道反對政府政策，情況未算最壞，但當局亦有舉措打壓新聞自由，例如有針對記者的新指引，「那好像在說他們不歡迎某些記者」。當初所嚮往的自由，究竟還存不存在？他認為如果沒有疫情，社會情況或會不同，「例如在twitter其實還可看到很多香港人關注時事，但現時世界各地都忙於抗疫，少了關心疫情以外的事。」
在香港採訪經常伴隨危險，去年有記者更受槍傷致盲，他亦捱過水炮車洗禮，但Ricar堅持留下來採訪，「我希望可以繼續做我的工作，就如以往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