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殤」一周年】
【本報訊】一年前各區發起「國殤日」遊行活動，荃灣一槍，平地一聲雷，子彈穿透一個中學生的身軀，烙印卻留在每個香港人心中；這是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共後首次有警務人員向示威者開真槍，自此，政權的殘暴冷血無限升級。對於年齡相若的中學生而言，這一槍如同宣判公權力擁有者死刑，亦令近距離拍得影像的學生記者反思，記錄和報道真相，在整場運動中到底有何存在意義。
記者：梁嘉麗
阿輝（化名）翻看自己拍的片段，眼神閃躲着，手指在電腦鍵盤上挪動，有點失措，他說自己已很久沒有再看這段片，不敢看，也不忍看。加入城大廣播做前線記者時，他的確是一腔熱血，近距離拍到10月1日健仔中槍的一幕，讓他以為，如實的報道能令政權和警方正視使用武力的情況，可惜一切也落空了，他開始懷疑自己，懷疑所謂的報道真相，到底對社會是否有着影響力。
對準一個中學生胸口開了一槍，沒有令武力降溫，反而越演越烈，「我做緊嘅嘢，有乜意義？無力感好重。」他覺得體力透支，身心俱疲，去年底終於放棄繼續做前線記者，回到後台去。同一時間，很多傳媒找他做訪問，越做得多，他越是不安。
一年後的今天，阿輝接受訪問，鼓起了再次提起這件事的勇氣。他有想過拒絕受訪，因為已不想再次說起那件事，最重要的，是他覺得自己根本「冇資格」再說甚麼，自己不是當事人，只是一個恰巧在場拍攝到事件的記者，對於整件事，他甚至充滿愧疚。
「心裏覺得好對唔住佢哋，冇為佢哋帶來任何正面嘅影響。」對他來說，中槍者的心理陰影和身體創傷，是一世的，而自己只是一個記錄者，不是事件的代言人，訪問做得夠多了，他漸漸不想再提起，「我反覆問自己，喺場運動中，自己喺乜角色，好似對任何人都冇幫助。」
他不斷詰問，拍到真相，到底有何意義。
真相本身就是意義所在，別人如何看待真相，真相能為社會發揮怎樣的影響力，作為記者，根本無法掌握，在歷史的長河中，也許這些影像只是一塊碎片，但沒有人知道這樣的一塊碎片，會在何年何月，讓平靜的湖面，泛起漣漪，甚至成為洶湧的波濤。
那個街角，從前只是一個普通街口，現在卻變成了歷史軌迹。走過時，他強迫自己凝視那處，「我喺現場，就有義務去記住。」他認為自己是付出最少的一個人，要牢牢記住，根本不用成本，若連自己也選擇忘記，就更對不起其他犧牲更大的人了。
初時成為學生記者，阿輝希望用鏡頭為這場運動做記錄，但身處現場，竟讓他逐漸迷失，無力感和失落感一再湧現，自己的心態和角色變得混亂了。作為記者，絕對需要保持中立、客觀，這是必須堅守的原則，他卻同時對抗爭者有着強烈的同理心，這讓他墮入極度的矛盾。
他不斷反思，卻發現自己開始撐不住。幾個月的巷戰，他早已練就出緊隨警方或抗爭者步伐的功夫，突然一晚卻無以為繼，他在路旁坐了下來休息，「有啲頂唔順喇，開始覺得唔想做，跑生跑死，件事都係咁發展，只係洪流中嘅塵埃，好攰。」
一年以來，他一直緊跟開槍事件的報道和審訊，看着中槍少年被控暴動罪、申請法援被拒，而自己卻在接受訪問，覺得自己是在「消費」別人，「要一個17歲嘅中學生去面對咁大壓力，一定好辛苦。」若沒有拍到這一槍，他會否覺得好一點，可以抽離一點？他說也許只是把無力感延後一點。
但這個世界沒有如果，這件事對阿輝來說，衝擊實在太龐大。看見曾志健中槍的一剎，他呆住了，沒料過警方會以實彈射擊示威者，健仔就這樣躺在地上，痛苦的拉開面罩大喊自己名字，警員沒有理會、沒有急救，他禁不住大叫「快啲救人」。「好驚佢喺我面前，就咁死咗。」即使健仔沒有死去，恐懼、失望、憤怒依然揮之不去。
若有人在他面前就此死去，他應該會更抑鬱，更決斷的不再做學生記者。
這是一個解不開的心結，他責怪自己，甚麼也做不到，只是一再以旁觀者的身份述說這件事，「除非可以見到健仔，親耳聽到佢嘅諗法」。大量的抗爭影像和片段充斥着我們的生活，旁觀他人之痛苦似乎已是無可避免，阿輝不希望自己拍下來的影像，成為大眾消費中槍者的渠道。
對於阿輝，健仔絕非無關重要的「他人」，為了恪守記者專業，哪怕內心多麼痛苦，也只能用相機記錄，「或者佢唔想我影到？我好想知道。」殘酷、血腥的影像，很快讓人麻木，一再翻看開槍一刻或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的片段，是讓我們對不能挽回的暴力和傷痛身同感受，還是加速磨平感觀上的刺激和憤怒？記錄者不會知道，被觀看的受害者更是無能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