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委託的立法會去留民意調查昨日公佈結果，支持和反對的民意均不過半，議員要就去留作出政治決定。在這場爭議當中，一直隱藏在整場抗爭運動的路線之爭開始浮面。因此，我希望議員作決定時可以超越純粹的議席去留，同時為回應路線之爭製造機會。在坊間的眾多方案當中，我認為由初選勝出者建立議政平台，是值得推展的。
在討論未來怎麼辦之前，我想先就民調本身作一點解釋。考慮到這次爭議相當激烈，為免有朋友變得如某陳姓藝人上身，一看到民調結果和自己的期望相左便立即判定是民調本身不可信，我希望大家可以先就這次民調的背景和科學方法作一些認識，以作公平對待。
今次民調訪問了2,000多人，其中相關的民主派議員的支持者有700多人，從民調科學的角度來說一點不低。例如美國有三億人口，但一般傳媒委託的民調也只會訪問500到1,000人。正如我們去做身體檢查，抽血的時候也不用全身血液抽乾，抽幾毫升已足以說明身體狀況。問題的重點，在於採樣是否有代表性。要達到代表性有很多種方法，今次民調採取的方法是隨機電話抽樣，不公開予市民自願參加，所以不應以「沒問過我所以沒有代表性」來批評。
至於有意見認為相關利益在「不停做民調」，直至結果對自己有利為止，則恐怕是出於誤解。這次民調是唯一一次由政黨委託的相關調查，之前的兩次調查是屬於「我們香港人」計劃，題目由網民提出，只是剛好也問了相關的題目。我身為「我們香港人」計劃的名譽總監，可確定兩次調查和政黨委託的調查沒有任何關聯，我自己就完全沒有參與這次調查。
相對於民調本身的種種爭議，我更關心的是整場立法會去留爭議所揭示的路線之爭。
自從所謂「攬炒」的說法被提出後，坊間對此有各種不同演繹。其中較常見的說法，是要主動製造時機，迫使對方作出選擇；如果對方選擇打壓，則視為擴大本地和海外動員的機會。在此意義下，當初爭取「35＋」並不是真的相信可以奪取立法會的主導權，而是在過程中迫使對手出招。現在換來「延後選舉」其實應視為策略成功，接下來杯葛議會只不過是要完成這一幕劇目。
相對來說，傳統民主派對自身存在意義的理解是相反的。傳統議會抗爭講求的是阻礙惡法通過，延遲既有權利的侵蝕。兩條路線，一邊強調攻，一邊強調守，爭執難免。
不過，退一步來說，當運動變得曠日持久，攻守兼備其實也應變得必須。如果民主派只顧盡力保護在惡劣管治下被遺忘的人，某程度上會變成協助政權的工具，被納為管治機器的一部份；如果抗爭者一味只顧為「破局」而「破局」，不考慮自身能力建設，則恐怕對手還未倒下自己已先彈盡糧絕。細想之下，其實兩者都需要對方，應以建立良性互動為出路。對此，坊間有建議由初選勝出者建立議政平台，我認為可以是一條出路。
本來我對所謂的平行議會沒有多大興趣。回顧歷史，愛沙尼亞在80年代末曾經辦過民間的「愛沙尼亞國會」，和官方的最高蘇維埃分庭抗禮。然而這個平行議會既得不到國際社會承認，蘇聯當局當然也不會理會，很快就變成「吹水會」，甚至為民主運動帶來更多困難。當中的關鍵，在於這個平行議會沒有實權。政治很功利，沒有實權就沒有影響力；沒有效益只有成本的事情不如不做。
話雖如此，如果我們把平行議會的目標收窄一點，用來處理一些眼前的實在問題，在今天的香港則可能有一定作用。可以想像，如果民主派議員選擇留在立法會，未來一年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被反對延任者不停攻擊，然後被批評者又會說批評者只是出於政治利益，雙方你來我往無日無之，民意進一步走向撕裂。這個問題的背後，是延任者本身代表的是四年前的舊民意，新民意因為選舉取消而未能彰顯，矛盾無可避免。要解決的話，一定要想辦法讓新民意獲得代表。
因此，我認為可考慮由初選勝出者成立議政平台，而選擇留在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則承諾會尊重議政平台的決定。當然，立法會事務眾多而且世事多變，議政平台不可能一一提早為議員們決定；但就一些關鍵議題如財政預算案取態，應可預先取得共識。如是者，這個平台會變得有權有責，雙方命運共同，萬一做錯決定也一同在選民面前承擔。這樣，應總好過繼續以「兄弟爬山」來逃避路線之爭的問題吧。
梁啟智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