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日前突然修訂《警察通例》，改變「傳媒代表」的定義，取消承認香港記者與攝記協會記者證，變相令記者由政府新聞處「發牌」，進一步打壓香港的新聞自由，以至限制記者採訪；新聞界雖然齊聲反對，但一如早前大量警方濫權，禁止記者採訪的事例，在警一權獨大之下，絕大部份濫權都只會不了了之。而在新聞機構歸了邊，管理層與老闆明顯親政府立場的情況下，記者能夠做到的，亦非常有限，這亦是為何港共近來不斷肆無忌憚，作出種種倒行逆施、指鹿為馬之舉。
即使是終審法院法官馬道立，以罕有的14頁聲明，強調司法機構不應被政治化，又或者法律界如何聲稱要捍衞司法獨立，大家都知道問題真正的核心，正在於中共近日不斷竄改歷史，聲稱香港沒有三權分立，即只有一權獨大。特區政府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則繼續自欺欺人，聲稱即使沒有三權分立，司法獨立也不受影響，這當然是謊言──沒有權力制衡，法院又如何阻止行政濫權？
舉例說，美國的法院可以制止美國政府禁WeChat的行政指令，香港可以嗎？類似的司法覆核案中，法院不斷高舉三權分立的原則，作為判案的指引，這原則如果不存在，又如何能夠用作判案？又退後一萬步，即使如選舉主任無理DQ，參選者最終司法覆核勝訴，但選舉主任不斷違法DQ，卻不用負上任何後果，浪費大量公帑，不斷令補選作廢，不但沒有人需要負責，甚至傳媒「鬧都費事」。
早幾年各界會質疑警察與律政司「選擇性執法」，如今不但變成常態，甚至「撈過界」，例如早前警察違反2017年雙方簽署的備忘錄，「過界」去執行證監會負責的《證券及期貨條例》，拘捕15人涉「操控」壹傳媒的股價；類似的問題，正說明目前香港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政府及其執法部門政治化，而且帶頭政治化的政府與保皇黨，還喜愛賊喊捉賊，一面自己盡情政治化，再指控別人政治化。
當政府不斷帶頭濫用公權力，即使違法也要用到盡，狼來了的後果，就是無論政府提出任何政策，其公信力都會破產，大家都會記着這是一群「大話精」。如限聚令，食環署與警方不斷針對黃店，借公權力去阻礙食肆合法經營；又如警方一再「看不見」親政府示威的場合，卻只「看見」民主派的場合，就有如7.21消失的39分鐘，一年後警察又可以改口做18分鐘，再突然被高層要求收口般「奇妙」。
因此，當政府繼續維持今日的作風，每當政府想擴充手上的權力，例如近日有七個環保團體支持政府搞所謂垃圾徵費時，市民就會反問，在限聚令時警察的選擇性執法，會否用在他日的垃圾徵費上？當年環保團體致力支持政府，通過「停車熄匙」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用來檢控7.1遊行的領頭車；有些環團的代表，早前更投訴警方對其濫用限聚令，指這是借疫情打壓集會自由；那麼他日會否警方又代食環署執法，不斷上門「查垃圾」？當明知法律執行有大量灰色地帶，單是查垃圾，就已經涉及每家每戶的私隱時，到時濫權者可以借倒垃圾的爭議，上門去騷擾他們的眼中釘，這是不難想像的「陽謀」，偏偏很多NGO對政府如今的所作所為，沒有與時並進，仍在幻想香港可以作「政策倡議」。
當政府破壞了任何政策的討論空間，濫用手上所有的權力，市民餘下的選擇就只有一個，就是反對任何擴充政府權力的政策，因為任何良好意願的立法，都會變成助紂為虐的工具；權力令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令人絕對的腐化，因此當政府帶頭鼓勵腐化濫權，結果就是不但政府眼中的「反對派」受到影響，而是自以為中立，或「我討厭政治」者，都會被麻煩找上門，而不需要「政治原因」。因為腐敗已經生了根，而且利益團體盤根錯節，已經完全失去任何正常討論，或者修正的能力，這就是今日警一權獨大，無從制衡的香港社會。
林忌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