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來，被學術精英稱為民粹的一系列「爆冷」選舉結果令世界震驚。傳統「大國」的例子可參考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與美國總統選舉，但2016年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得掌大權，以至2018年高雄市長韓國瑜的勝選，其實都可以被視為同一系列事件。
在人口與資訊流動發達的今天，幾近任何人都起碼在網絡上的世界接觸到異文化；跨國的競爭也影響到不少一生只懂一種語言或未曾出國的庶民。這種國際化的生活方式，固令一群精英受益，但也令不少趕不上全球化潮流的一群成為了犧牲品。當「堅離地」的精英在環球的公共空間推廣各式關心多元、性別、權力、環保議題時，不少固守傳統價值觀的新保守主義者根本沒有能力理解連「進步派」的成員都會「中伏」的學術理論遊戲，卻會在生活的各個面向感到備受批判。故此，新保守主義者對被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主導的「主流媒體」有其敵意，其實也非難以理解。今天身陷國際漩渦之中的香港人，如何自處？
從選舉數據看來，不同國家都出現了倡言民族主義、家庭價值，甚或復興傳統宗教價值的國民，開始掌握了互聯網與智能電話的技術，以社交媒體編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以選舉或其他群眾運動的方式將其直觀情感置於政治場域當中。一般認為，被不少人稱為「白色垃圾」（White Trash）、「廢老」、「小粉紅」的民族主義或保守主義者主要由嬰兒潮世代組成，但實際上，不少80後或90後的中、青年人亦抱有類同的思維。
另一邊廂，過去20年因全球化而獲益、擁有國際視野和人脈的精英，早已養成一套獨特的生活習慣與價值體系：MacBook、工作前的晨跑、性別關懷、非民族主義、光顧小店。最理想的全球化精英，大概逢周三就要在Instagram貼一幅用矽膠杯承載的手沖咖啡，圖下標明#fairtrade，說明咖啡豆由經濟獨立的危地馬拉女工種植。
以香港的網絡語言，以上的兩個種群，前者被稱為「右膠」，後者則被稱為「左膠」。事實上，傳播「長輩圖」的新保守主義者或右翼民粹主義者在很多層面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右」，全球化下用MacBook的精英也不一定是左傾。當全球化精英可能推崇自由貿易，新保守主義者卻又可能因民族情緒而推許「大政府」，傳統的左、右之分也不太準確。
以《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K.羅琳為例。從過往十年的作品與公開言論看來，羅琳有關種族、性別議題的左傾立場頗為清晰。幾乎是理所當然地，她對英國保守黨與美國共和黨多有不滿，也反對英國脫離歐盟。羅琳可以被合理地歸納為上文所談及的全球化精英。但近年，羅琳卻因「跨性別者權益」事件而為不少同樣關注性別議題的精英所批評。羅琳公開支持稅務專家瑪雅（Maya Forstater）因在Twitter批評跨性別者而遭解僱，並在法庭獲判檢舉僱主歧視其性別觀念的案件中敗訴。羅琳引發了性別議題關注者的輿論譁然，被稱為「排除跨性別者的基進女性主義」（TERF）。
這一類的小風波如果只在網絡上與左翼精英圈子之間流通甚廣，自然是學術概念的問題。但問題是，受充份學術訓練的全球化精英在經年透過公共討論影響社會政策，不少傳統在21世紀的倫理觀檢視下受到不少批評。羅琳作為左翼一員，因單一觀念被置於放大鏡觀察而廣受批判，同一標準下，幾乎所有的傳統宗教「都犯了罪」：《瞿曇彌經》稱女身不能成佛、《希臘文聖經》指女人在會堂談話需要包頭、《論語》並列女子同小人，《希伯來文聖經》與《古蘭經》都有奴隸制度，《薄伽梵歌》合理化戰爭。這些經典，應被封禁改寫嗎？
在全球化的早期，國際化的生活大抵只屬於各國的少數精英。大清帝國的十三行與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職員見識往往異於尋常百姓家。異文化間的流動較少，矛盾與衝突也自然只與政府或精英階層相關。但全球化的生活形式不會回到由精英主導的17世紀，社會整體終必要習慣多元共存的生活方式。但當左膠們在思考社會的各種傳統文化或是紀念歷史的公共建築是否合乎最新的學術觀念時，右膠們就因各種自身珍視的傳統（無論合理與否）被支解而轉向激進。全球化壓縮了時間和空間，卻沒有壓縮人類需要適應新世界的時間。僵持之下，未來十年是「左膠」還是「右膠」的天下？這大概要看緣份，像極了愛情。
孔德維
香港大學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