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筆者參與李鵬飛組織的青年才俊團訪京。出發前，新華社為我們餞行，故返港後，我們便回請。
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李菊生，在中英談判中方代表團的地位舉足輕重，筆者遂把握機會在晚宴前，與他單獨商談回歸後終審權的問題。我問他：「97後，香港終審法院會設在哪裏？」他反問：「現在設於何地？」我答：「在倫敦的樞密院。」他即說：「你不是建議回歸後仍然在倫敦吧？」我說：「當然不是！」他說：「那麼，應設在北京。」我說：「這非常公道。但法官從哪裏來呢？」他答：「當然是從香港來，我們的法官不懂香港法律。」我說：「這也公道。那大律師與律師又從哪裏來呢？」他答：「也是從香港來，因我們的律師不懂香港法律。」我說：「這亦公道。我們上庭時所需的法律書籍又從何來呢？」他回答：「當然是你們從香港帶來。」我說：「整個安排既公道又可行，但你能幫我們一個忙嗎？」他問：「甚麼？」我說：「能把終院設立在香港嗎？」他答：「可以。」當時內地官員聽到意見，總是聲稱會回京反映，所以他如此直率令筆者大為詫異。
我再問他：「那麼，由誰來出任終院法官呢？」他說：「當然是你們的法官。你不是經常告訴我們，香港法官有多好、多廉潔嗎？」我說：「是的。與其他東南亞地區的法官比較，他們確實是非常好的法官；不過，若跟英國樞密院的法官相比，他們尚有一段距離。試從外國投資者角度看，他明知目前自己如牽涉入刑事或民事訴訟，能信賴香港有獨立的法官，何況，最終還可上訴至樞密院，他有信心樞密院內德高望重的法官會作出公平裁決，而不會受到香港甚至英國政府的影響。但到97年，香港成為國家一部份後，鑑於內地法治……」李菊生即打斷我說：「你不用跟我說內地法治如何，我十分清楚。」他沉着臉問：「那你有甚麼建議？」我說：「我希望能有三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與兩位本地法官，一同參與終院審判。這些外國法官毋須長期聘任留港，只是為處理案件獲邀而來，如一年來兩個月，藉以證明給外國投資者，香港仍是法治之區，可放心繼續在港投資。」他想一下便道：「這建議非常好，但英國人會答應嗎？」我說：「如你接納，我會跟他們商討。」翌日，我約見時任律政司唐明治，向他提出同樣建議。他聽後非常高興，但問我：「中國方面會應承嗎？」我答：「你不用擔心，只管爭取吧！」
最終，上述安排在1984年公佈的《中英聯合聲明》清楚訂明，並成為1990年頒佈的《基本法》第19及82條，故當時北京常強調，特區獲賦予終審權，比回歸前享有更大自主權。《基本法》雖未有訂明海外法官的數目，但英文本「法官」一詞為眾數「Judges」，故終院應可邀請兩位或以上的海外法官參加審判。無奈，英方後來為與中方就興建新機場簽訂諒解備忘錄，雙方故而達成秘密協議，將海外法官人數限制至最多一人。因此，《香港終審法院條例》訂定，負責終院聆訊的法官為首席法官、三位常任法官，和一位非常任法官，從非常任香港法官名單，和非常任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法官名單中邀請。目前為止，終院每次審訊都有一名海外法官，但往後牽涉國安法的案件會否打破此慣例呢？
國安法第44條規定，特首應從各級法院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案件，國安公署和終院首席法官可就人選提意見。不過，政府至今仍未有公佈各級法院負責處理國安案件的指定法官名單，究竟會否如傳聞般，全面排除外籍法官和終院的海外法官呢？法官名單應為公開資訊，故政府絕對有責任向公眾清楚交代。
本月初，來自澳洲的終院非常任法官施覺民突然辭任，據報這與北京通過國安法的內容有關。由於國安法第65條規定，國安法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故海外法官擔心不能作出獨立裁決，絕對是可以理解。然而，海外法官對特區司法的憂慮，委實早已冰封三尺。早在2008年，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港時，已提出三權合作論。2014年，國務院發表《白皮書》，明言法官為「治港者」，必須「效忠國家」。再者，2016年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104條時，指公職人員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因加了「及其」二字，而變相令包括法官在內的公職人員，要宣誓同時效忠特區及國家。
對來自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肯定難以接受香港的現況。況且，正如政府回應施覺民法官辭職的聲明，也指出「這些著名法官參與終院審判，證明香港的司法獨立，有助維持外界對本港司法制度的高度信心」。不過，特區政府目前擺明是協助中共藉國安法在港落實其全面管治權，而不惜打爛香港法治的「金漆招牌」，那麼，海外法官為何還要遠道而來，以其名聲來幫特區「省招牌」呢？
李柱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