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裏總把康有為和梁啟超兩人等同於「戊戌變法」。很多人總以為兩人與光緒關係密切，甚至康是「國師」，得到親政不久的光緒委以重任，領導變法。但其實近年的歷史考據，顯示兩人根本與光緒並不熟，過往的說法有抬舉之嫌。看完康有為所謂「帝師」的故事和相關爭議之後，大家對今天香港那些被稱為「國師」的學者教授，也可能會多一份警覺和存疑吧。
上周談到，怡堂書室以至新會，對十三歲的梁啟超而言，已嫌太小，於是他決定往外闖，到省會廣州求學，十八時更拜康有為為師，進入一個更廣闊的思想天地，而他拜師和求學的地方，就是「萬木草堂」（見圖4）。草堂門前的文物介紹，也稱這裏為「戊戌變法策源地」。
萬木草堂位於如今廣州市中心，在「公園前」和「農講所」兩個地鐵站中間，無論在兩者哪個站下車，步程都只在十分鐘以內。沿着中山四路走，轉入長興里便找到。走到門口，大家會見到門額上有「邱氏書室」四隻大字，大家或會奇怪，不是萬木草堂嗎？為何變了邱氏書室？
話說這裏原址是清嘉慶九年由邱氏族人集資所建，以供到廣州考科舉的子弟在此溫習，不用奔波勞碌，因此稱為邱氏書室，且族人也可以在此祭祀和紀念先祖，一舉兩得。到了晚清，一八九一年，康有為在廣州講學授徒，租用了這裏，開辦學舍萬木草堂。這裏也被一些人視為「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的發源地。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清廷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那時剛在北京考試的康有為，率領了包括梁啟超在內千多名同是赴京考試的考生，聯名向光緒上書，反對清廷簽訂這喪權辱國的條約，史稱「公車上書」（因為古代有由公家提供馬車來回接代稱）。此事亦被視為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圖1是展覽於新會梁啟超故居紀念館內一幅有關「公車上書」的油畫）
但後來經過考據，如茅海建等不少學者則指出，康的「公車上書」當中有不少自吹自擂的「水份」，其實只有約八十人參加聯署，而非康聲稱的千多人，且真正對清廷構成影響的上書，實由當時翁同龢等大臣所發動。
另外，大家可能不知道，後來光緒其實只見過康、梁各一次，且之後談不上重用。
變法後第五日，亦即一八九八年六月十六日，光緒才首次召見康有為。康後來逢人便說，光緒見自己時，兩人談了很久，足足有三四個鐘。但其實當天光緒見了很多人，據當時刑部主事張元濟所憶述，光緒見康只有一刻鐘（十五分鐘）就結束了，至於談了甚麼，外人無從知曉。
更有力的證據是，見面之後，光緒調任康為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但是官位僅至六品，較為低級，且康原本已經是六品，即是沒有升職。相反，後來被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卻被封四品官「軍機章京」，時稱「軍機四章京」，其實他們才是光緒倚重的變法大臣。
隨後在七月三日，光緒又召見梁啟超，但結果也差不多，之後亦僅委派其出任同是六品官，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有趣的是，康、梁兩人之所以未獲光緒重用，又與所謂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北方話」。
張元濟憶述，當一眾臣子在外等候光緒接見時，康趁機對當時清廷第一重臣榮祿大談變法，但榮祿卻聽得皺眉，很多話根本聽不懂，問題就是出於康的廣東口音。
至於梁的經歷，被記述得更具體，據說他那廣東腔，把「考」字說成「好」，把「高」字說成「古」，聽得光緒一頭霧水，簡直是雞同鴨講。
康是南海人，梁則是新會人，兩人的「母語」都是廣東話。兩人失去獲得重用的良機，一大原因竟是因為「廣東人說國語」這語言障礙。
到了後來維新失敗，發生了「戊戌政變」，「戊戌六君子」同被殺害，康、梁則流亡國外。康帶着聲稱是光緒給他的「衣帶詔」，四處募捐，但自己卻生活奢華，後來亦有不少學者質疑「衣帶詔」的真實性，甚至有認為是招搖撞騙之舉。
說回萬木草堂，如今現址最引人注目的是兩尊銅鑄雕像，都是大師潘鶴二〇〇七年的作品。
其中一尊，大家不會感到意外，那是康有為與梁啟超的雕像（見圖5），放在草堂內的天井，師坐徒立，雕像後方波濤洶湧，寓意當時中國正處於變革的大時代。身為老師的康有為身穿長袍，目光沉着，按着一棟叠得高高的書，寓意他博覽群書和學問淵博，而身為徒弟的梁啟超則身穿西裝，眼眺遠方，寓意他致力思考和探索中國的未來。
至於另一尊，則是個一手拿着詩文、一手執着大刀的彪形大漢（見圖6），放在大門右側的花壇邊上，他又是甚麼人？他是被大陸尊為「台灣愛國詩人」的丘逢甲。雕像的造型寓意他能文能武，以及收復台灣的堅定信心。
丘逢甲在大陸之所以出名，源於二〇〇四年，在人大政協兩會閉幕後的記者會，當被問到台灣問題時，時任總理溫家寶說，明年是《馬關條約》（清廷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簽署一百一十周年，令他想起了清代台灣愛國詩人丘逢甲，用「血和淚」所寫的詩：「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丘逢甲在台灣出生，曾組織當地義軍浴血抵抗日本佔領台灣，但最終失敗，撤退回大陸，《春愁》便是這時候的作品，「四百萬人」是指當時台灣的四百萬人口。
溫總實在是一個十分懂得博感情、搞統戰的人，與今天中共領導層的惡形惡相、「戰狼外交」相比，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那麼為何又會把其雕像放在萬木草堂門外？大家要記得草堂的前身是邱氏書室，而丘逢甲正是邱氏後人，他退返大陸後，曾於一八九六年六月首次到訪萬木草堂，其時草堂已被清廷所取締，樓房也歸還邱家。
眼利的讀者又會問，又話丘逢甲是後人，為何他的「丘」，與邱氏書室的「邱」，兩者寫法又會有所不同？話說當年雍正皇帝頒發詔諭，孔子是至聖。孔子名「丘」，為尊敬先師，後人必須避諱，凡姓「丘」的人，必須在旁加上「阝」成為「邱」。民國成立後，丘逢甲大力推動恢復本來姓氏，於是又變回「丘」了。
雖然這裏放有這兩尊頗有歷史故事的銅像，但如今草堂卻嫌搞得太過商業化，供外人租借來開會和辦活動，亦因而放上大量電子影音器材。去年春天我上門造訪草堂時，昔日用來教學的地方，竟然放上一個五光十色的巨大電子影屏（見圖2），擋在康有為親自題字的「萬木草堂」牌匾以及孔子掛像之前（見圖3）；正堂「河南堂」，也闢成一間現代化會議室（見7），這與大家對草堂的歷史古樸想像，可謂格格不入，實在教人大失所望。
〈歷史的風景〉逢周二刊出
撰文、攝影：蔡子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