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陰謀論不講，全民檢測要有效果，先要做到「全民」，更理想的是能做到定期，這樣才能防止疫情再爆發。問題是好一部份市民不信政府，一眾高官又惡形惡相地叫市民「自願」參加，實在難以「全民」起來。
一向積極議論時事的雷鼎鳴教授，最近又為政府獻計，建議日後再推行計劃時，可以搞搞新意思，例如讓參與者優先接種疫苗，又例如政府將來再派錢，只有參與者有份，「其他的人不是好巿民，因為沒有參加，就不需要派錢給他們了。」
行為經濟學有個叫framing的概念，講同一件事的不同包裝，可能引導出不同行為。一如戴口罩，檢測病毒有其界外效應，對自己對別人也有影響，從經濟學角度看，為市民提供好處鼓勵參與，本來有其道理。只是雷教授近年戰鬥力實在太強，敵我意識過份鮮明，慣性地將這件事用最負面的framing表達出來，把「好市民聽話有獎」包裝成「壞市民唔乖要罰」，討好變成呃嬲，可謂逆向nudging，將民意輕輕一推另一方，令本來已經懷疑全民檢測的市民更為反感。
既以「全民」為目標，政府最需要的，其實是跨越黃藍，找形象較中立的名人專家宣傳，奈何這跟政府勇悍的態度太過格格不入，再加上雷教授這類隊友積極幫倒忙，計劃自然就跟「全民」越走越遠了。
曾國平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