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舊物，又見到一位老朋友的兩封信。
這位朋友曾任一家大出版社英文辭典翻譯總編輯，著名香港翻譯界。一九九零年代初，他邀我到鰂魚涌一家飯館見面，囑助譯辭典，我以事忙，未能承命。他與我交淺言深，談到第一段婚姻恍如惡夢，還談到文革時的經歷：「我前後給鬥了X百X十X次，每一次我都記錄下來。」我忘了他說的確切數字。
從此，我們偶有往來。他認識了一位兒女都已長大的新加坡籍女友，一九九七年避地新加坡，在一家大學做了幾年非全職翻譯教師，收入不豐，也始終未能入籍。二零零九年，他與妻子來港，與我相約一敍，他說：「我下榻弟弟家中，不料他以為我來自金山，什麼都叫我買給他，還要買最好的。我這裏有五萬元，帶在身上不方便，更不能託弟弟保管，可以暫放在你那裏嗎？」他回新加坡時，我給他夫婦餞行，並把錢奉還。他歎息說：「我本來打算回港定居，只是這個弟弟靠不住，不行了。」
二零一二年，我接到他一封信，說繼子曾問他借錢做生意，現在發達了，見繼父和生母連老人屋都買不起，卻袖手旁觀。二零一六年，他寄下最後一封信，字體筆劃顫抖，說患了急病，想回香港，問可不可以把僅餘的幾十萬元滙寄我銀行帳戶。我連忙覆信，他卻沒有回音了。
重讀他那兩封信，想到飯館初次相識，以及二零零九年給他餞行時最後一次見面，心不怡之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