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已經墮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 。徐賁在《暴政史：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中如此解釋此陷阱：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甚麼言論、無論做甚麼事，社會都會給予負面的評價。
大多民眾對林鄭政府的一言一行，不是全盤否定，便是質疑其動機和執行力。全民檢測是否在採集民眾DNA送中？檢測會否帶來更大風險？連陳彥霖的死因聆訊，亦有市民懷疑陳母是替身、證人在威逼利誘下說出編排好的供詞。
這種對權力的懷疑越演越烈，會形成一個視角框框，過濾與既定思維相悖的事實、注視與信念一致的，然後固化成一種意識形態。在暴政下這種「客觀思維」的缺損，是源於政府訊息不透明和官員驕橫跋扈、不按制度和常理行使權力，民眾必須懷疑政府的一舉一動，步步為營方能保護自己。
好像7.21事件，林卓廷在到達元朗前先聯絡警方、在鏡頭前被打到頭破血流，倒過來卻被告暴動。警方更說衝突雙方勢均力敵、旗鼓相當。既然顛倒黑白已是政府的日常，民眾亦無需事事客觀去評價他們的言行，塔西佗陷阱因此形成。但更恐怖的，是暴政並不介意民眾的猜疑，甚至希望它在社會中蔓延，形成一種犬儒主義，對任何事物都嗤之以鼻，最終反而有利暴政的延續。
塔西佗是史學家，敏銳地點出獨裁者如何玩弄權術：偽裝和欺騙、破壞法治、令民眾道德敗壞、利用人的欲望和貪念、運用暴力、讓民眾學會諂媚奉承，嫻熟地運用虛偽的公共語言等。他和後來許多研究暴政的學者都發現，獨裁者在暴力鎮壓以外，秘密警察的監視和民眾互相告密造成的恐懼，以及透過收買、收編、以物質來摧毀精神世界同樣是暴政的支柱。塔西佗點出專制與人性的關係，他看見羅馬帝國的統治仍建基於民眾的怯懦和貪圖安逸，最終卻是共同墮落。
徐賁如此形容暴政下人們的精神面貌：整個社會陷入一種被暴力和恐懼所支配的冷漠、麻痹和奴性狀態，這樣的社會千人一面、平庸低能、道德低下、精神委靡。在這樣的社會裏，言路阻塞、謊言充斥、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劣幣驅逐良幣也。為甚麼平庸低能？因為暴政要求絕對的服從，發號司令和接受命令的人都無需思考，最後變得同樣愚蠢。為甚麼道德低下？因為貪婪或恐懼，人們互相猜疑和舉報。為甚麼精神委靡？因為政權打壓公民社會，人們孤立無援；知識分子無力濟世匡時，惟有獨善其身。譬如埃及人，本來是喜歡聊天、說笑話的民族，卻在沉默寡言的穆巴拉克統治下變得陰鬱而沉默。塔西佗說道德墮落使人變得無精打采，但其本身含有一種神秘的力量，起初會憎惡死氣沉沉，久而久之卻對它戀戀不捨。也許，犬儒心態給人一種免於行動的藉口吧。
香港剛進入暴政時代，人心並未朽壞至此。但我們必須警惕，獨裁者會利用人心之惡去維持其統治。民主政治下，犬儒心態（cynicism）有助產生一種心理距離，冷靜地觀照事物，對權力保持批判。但犬儒心態亦可被暴政利用，讓人對一切標榜精神價值的人與事投以猜疑的目光，達到分而治之的果效。最近有關立法會去留問題，由原則和策略的爭論變成指摘民主派議員只為出糧供樓而尸位素餐，真是正中暴政的下懷！
陳健民
佔中發起人，以筆為劍，不忘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