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去留爭論熾熱。我關注的是爭論過程中的思維。也許過程較結果更重要。
上周拙文提出的毛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種思維方式非常普遍存在，無論是中共港共，香港民主派，年輕抗爭派，甚至一些政論家，都常以這種思維去判斷和解釋自己的言行。
拙文在連登引發討論，焦點圍繞着是否應該以「敵人」的取態反其道行之。有人認為我主要是罵連登仔，因為他們中很多人都以「中共最高興」來否定一些言行。也有人指YouTube KOL經常將「中共最高興」掛在嘴邊。
前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美國個別政客打壓中國，就是懼怕中國發展。他們打壓得越厲害，越是證明中國成功，越是證明中國做對了。」
早前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回應被美國制裁時說，這「恰恰說明我為國家、香港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
幾天前，楊岳橋在訪問中說：「公民黨是被DQ大戶，六個參選者裏有四個被DQ，四個現任議員有三個被DQ。這證明我們所做的，是政權不滿的事。」
有評論人說：「中共港共最希望見到我們分裂，我們只能反其道而行之，盡量避免分裂。」
何以敵人反對就一定對、敵人高興就一定錯呢？對或錯的道理何在？親共人士中對於民主派的去與留都有人講，那是不是甚麼都不用做？
反其道而行之，須反之有理。若為反而反就是依附性思維的懶人。
我們做甚麼事，應有自己的原則和思考，不能以對方高興還是不高興去選擇和判斷言行。倘若被DQ就證明是對，那麼沒有被DQ是不是就證明錯呢？政派之間要分裂，也應是原則問題上的分裂。和稀泥的「團結」並不可取。
中共一貫宣傳：中國14億人民包括香港同胞都支持「回歸」，14億人民包括台灣同胞都反對台獨。但實際上，香港或台灣的前途，跟香港、台灣人民的利害關聯極大，跟其他14億人民的利害關聯極小。魁北克是否獨立，只由魁北克人民公投，而不是全加拿大人參加公投；蘇格蘭是否獨立，也只是在蘇格蘭進行公投。同一道理，民主派接受延任與否，也應該只在民主派的選民中求取意向，把建制派選民包羅進去，就等於把14億人包羅進香港、台灣前途的決定中一樣了。
國安法在實施前，香港民意研究所於6月15-18日進行了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一半以上的香港人反對這項法律。但香港研究協會在7月2-5日進行民調，就有66%的香港市民支持實施國安法，因為提出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支持國安法，而是要不要通過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去實施。很明顯，後者的民調是先有立場，再來設計問題，這樣的引導性問卷絕非公正。
關於立法會延期的民調，應首先問是否接受因疫情而延期不少於一年的決定；然後問在強行延期的立法會，民主派議員的全部去與留，還應包括小部份接受延任而大部份不接受這個選項。若先有立場，就同親共民調一樣了。
1946年美國外交官George Kennan從莫斯科發回長篇電文，由此而使美國開展了與蘇聯的冷戰。這位著名外交家有一句對美國決策者的警示，就是：「畢竟，在應對蘇聯共產主義挑戰中最大的危險，是我們讓自己變成了我們所需要應對者那樣。」
上面提出的各種思維，正是走進了Kennan所警示的最大危險境地。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