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受社會運動影響，港人的情緒在去年長期處於低氣壓，香港學生作為抗爭的中流砥柱更是深受影響。五間本地大學學者所做研究顯示，近四分一受訪大學生的焦慮程度達嚴重水平，同時又有三成大學生的社會幸福感只達低水平，而且呈下降趨勢。
城大、港大、中大、浸大及教大學者合辦「聯校心理健康推廣計劃」，在2017至20年以問卷和訪問形式接觸了近千名大學生，了解其心理健康狀況。結果顯示，分別有24.5%和15.7%受訪大學生的焦慮和抑鬱程度達到嚴重水平。在「整體幸福感」方面，有八成大學生達到中等以上程度。但對於「社會幸福感」，有三成大學生只達低水平，而且在去年出現顯著下降，由2017-2018年的3.5分下降至19年3.1分。
同時，有高達67.9%受訪大學生的意義存在感（覺得人生有意義）屬低水平，64.3%的意義困惑感（對人生是否有意義感困惑）為中等或以上。但「意義困惑感」在過去兩年呈下降趨勢，由2018年4.11分下降至2019年3.84分，屬三年來最低。
城大正向教育研究室方思琪認為，對比過往趨勢以及中、小學生的情況，大學生的焦慮和抑鬱未算特別嚴重，而且整體幸福感有八成以上，算是比較樂觀，但亦見下降趨勢。
至於社會幸福感下降，她引述計劃統籌、城大學者郭黎玉晶指，大學生面對多重壓力，包括就業、升學、家庭等，社會氣氛亦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但由於是次調查未有就社會問題作具體研究，難以下定論。
中大學生會前會長、臨時行政委員主席蘇浚鋒指出，在去年運動爆發前，同學已有學業或情緒問題，亦有同學對社會存在無力感。到抗爭開始，情況就更嚴重，「同學覺得徬徨。發生攻擊校園事件後，唔少同學都心有餘悸，提起事件會有壓力」。他認為，若政權在運動之初肯回應訴求，或能幫學生變得正面，但一年過去，社會問題變得更結構性、更深層，政權已難以對學生心理問題作簡單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