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決定押後選舉一年，已令議會失去民意授權，市民不能透過常規選舉作政治表態。而人大常委會未經諮詢，決定將立法會「延任不少於一年」，令人不禁懷疑「無限延任」的情況會否出現，今屆議員隨時變成「萬年國代」。議會戰線能否繼續是一回事，更重要是如何透過此過程重整旗鼓，透過討論建立對未來抗爭路線的去向，利用民意授權過程重新立約，決定民主陣營應否繼續「留守議會」。
有些前設條件，幾乎全部民主派均同意，如押後選舉是不應該發生，議會戰線亦只是眾多戰線當中一個、可作為空間變得有限。人大常委會的「延任」決定，令民主派處於兩難，「留守」就需要背上「放棄政治原則」的罵名，需要在人大決定下屈膝求存，隨時成為「萬年國代」的一員；「離開」則需要作長期撤出議會的心理準備，可能將來連重新進入體制的空間也會失去。我們正處於香港歷史的分水嶺，作任何政治決定實屬不易，在歷史當中更會被後人放大檢視。因此，決定不應只由立法會20多名民主派閉門協商產生，更應該包攬民意，以市民意願、意志作為依歸。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我們投下那張票，只授權代議士擔任四年任期，2020年立法會選舉本應是我們重新立約，重新授權的機會，可是因為政府抗疫失敗，以抗疫為由押後選舉，令我們失去利用常規選舉重新授權代議士的機會。若果議員需要「留任」，就應該得到選民的同意和重新授權，才有認受性處理日後的議會「委任留任」問題，否則「拒絕被委任」，離開議會就是唯一選項。有議員願意跟從民意，舉辦辯論，根據民調結果作出最終決定，實屬尊重民意之舉。但我們也需要記住，去留並不是爭議重點，政治原則、未來路線、民間組織力量的構建，才是決定整場抗爭運動去向的關鍵所在。
沒有人會質疑政治人物需要有原則，有承擔，在關鍵時候作出理智而負責任的決定，不應每事只跟從民意，有時更需要走在民意之前。可是，這次政治決定影響深遠，已非從政者所能背負。自去年反送中運動之後，我們看到民意比政黨、代議士、KOL走得更前更遠，而在此關鍵時刻，我們更需要集體討論，以集體智慧尋求出路，集結民間力量處理未來的抗爭路向。
在中共強力打壓之下，我們不應妄自菲薄，更應莊敬自強，為未來的抗爭運動鋪路。惟在此前，我們需要建立好溝通和工作平台，包括初選出線者、現任立法會和區議員共同協力，籌備未來各項民間力量和抗爭的實務工作。我們不單要做最壞準備，更需要作好長期在野，只剩民間力量的各種準備。或許在此階段的討論當中，我們將會經歷各類內外的陣痛，外部的各類打壓、政治追殺，以至內部的矛盾暴露、路線辯論，但歸根究柢，我們再經不起嚴重分裂的代價。建基民意共識，將各個選項的利弊透過辯論越辯越明，代議士重新獲得民意授權作出政治決定，共同創造未來的抗爭路線，才是大時代之下，對歷史負責任的應有所為。
張秀賢
元朗區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