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歷史定律。大型抗爭後，出現意見分歧、路線之爭，或是因為反省檢討，或是出於政權陰謀，無論如何，重大政治抉擇歸還人民決定，而不是少數人商議，那不管決定如何，也會為下一波抗爭蓄勢。
去或留，接受人大委任或總辭，不應該陷入「兩害取其輕」的低層次選擇問題，而應該提升至香港往後抗爭去向的大問題。經過去年反送中，以及在美中對抗的國際新形勢下，大形勢的關鍵問題只有一個：接受人大委任或總辭是否能加強國際對中施壓的力度？這是百年一遇的局勢，不能再以那種「盡力守住議會抗爭空間」的被動姿態說服民眾。
第二個問題是：怎麼迫使北京一年內甚至更早重啟立法會選舉。中共拋出分裂民主派與抗爭派的臨立會2.0，並且表明延任「至少一年」，隨時變成港版萬年國會。接受人大委任就是被動地接受政治現實，很難說服其他人一邊在臨立會2.0裏，一邊爭取提早重啟立法會選舉。若然一年後北京還有意阻撓香港立法會選舉，那時民主派到底會繼續延任抑或總辭？加入臨立會2.0就是冒着與魔鬼交易的風險，而這一年的抗爭議程就會因為加入臨立會2.0擱置一邊。
必須承認，香港人用了20多年時間證明議會那種又傾又砌的抗爭無用，其實政治學早就有論述，威權政府的議會不過是名義上的人民議會，實際上不過是橡皮圖章，即使加入民主選舉成份，也是為了把社會上的反對聲音吸納入議會，從而慢慢消弭街頭的反對聲音。許多證據表明，橡皮圖章式的議會能夠延長威權政治的壽命。
第三個問題是：現時香港是不是到了應該完全放棄議會的時刻，發動總辭，從而轉化為往後更大的街頭及國際戰線力量。
這時刻的來臨需要滿足三大條件：一、議會已經無法阻擋惡法。二、總辭有大多數民意支持。三、總辭令國際加大施壓。
主留派最重要的理據就是反駁第一項條件，認為一日有惡法一日就應該留在議會，根據外國經驗，棄守議會結果是加快惡法通過。然而，國安法先例在前，日後更壞的惡法必定能夠以放進《基本法》附件三那樣無從阻擋的形式通過。
那怎樣才能化被動為主動？爭取民意授權肯定是關鍵。
我不是原教旨主義者，沒有政治潔癖，提出總辭與否的根據繫於民意認受性，並不是抽象地討論政治哲學，而是民意認受性的凝聚確實會為一個政治行動帶來最堅實的基礎。在現實發生前，憑空猜測選擇的好壞，只不過是恫嚇民眾的中計論，另一方面則畫地自限，令運動裹足不前。所謂後果的好壞，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亦非顯而易見。
傘運以後，也有過一個類似現時爭論，大專學界矛頭指向曾在傘運中佔領導角色的學聯。當時許多民主派人士以拆散抗爭力量為由批評支持退聯的人士。學界公投結果，退聯支持者「拆大台」成功。但在反送中前一段很長時間，社運彷彿因為拆大台後群龍無首，陷入低潮。後來的歷史卻說明，由2014年積累下來的抗爭力量，經正反合的辯證過程後，在2019年以無大台的形式震撼全世界。
保守與革命，在思想史爭論不斷，從來沒有對或錯，只有在最適當的條件中開花結果。
陳雅明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