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中共一黨專政，新香港的自由急速萎縮，嚴刑峻法來到港人眼前。大時代裏新書《暴政史 ── 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的誕生，難免令人有借古諷今的聯想，作者徐賁在書面訪問中強調，新書探討理論，不涉時事，耗時十年思考和斷續書寫，終於今年7月面世。至於是否因應香港情況而寫，他稱「我沒有挑這個時間（出版），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秘密警察、暴力恐嚇、領袖崇拜……暴政是怎樣煉成的？徐賁認為暴政數千年來一直存在，從未止息。書寫時香港還未發生一場浩蕩的社會運動，如有雷同，實屬暴政內在邏輯關係使然。
現年70歲的徐賁為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早年離開中國赴美求學，一直關心中國的社會狀況，被稱為最活躍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一。教授英文但以中文著書，是他想為中國或中文讀者寫下他們關心的問題。《暴政史》分析整合歷代暴政發展軌迹，源於他在文化大革命下成長，見證極權統治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瘋狂時代：「這是我們民族經歷過的最大災難之一。每一個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一定記得生活在恐懼中是多麽可怕的體驗。我們每個人都曾經是那部作惡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
極權統治，問題出自暴君和獨裁者身上，徐賁同時討論附勢者在暴政作惡時所起的作用，兩者互為一體，造就「惡」的結構制度順暢運行。上世紀蘇聯極權領袖史太林和趨炎附勢的蘇聯人，抱擁着「極權犬儒主義」，「為個人利益或升遷，所有馬屁精們互相競賽，越拍越兇。他們完全知道自己在做卑鄙無恥之事，但不在乎，毫無羞恥地坦然為之」，極權需要附勢者作為服從者的示範，越卑鄙的附勢者，越容易成為極權者方便驅使的走狗、鷹犬和奴才。蘇聯社會上至擁權者、下至無權者均知道正在參與一場虛假荒唐的鬧劇，但每個人都假裝表達真誠的信仰和情感，史太林亦完全知道人民在假戲真做，卻因為有實際效用而不在乎。
「我們今天一說起德國納粹或史太林主義，就像說起我們自己的事情一樣。我們並不覺得討論極權統治有甚麽艱澀或『離地』的感覺。相反從中看到太多相似的東西，有太多令我們感到悲哀和震驚的相似。」事情總是因為相似才讓人有所聯想，與時間空間沒有太大關係。
慨嘆文章在港曾被拒登
痛恨暴政，不只是了解到它對人性和社會道德的蹂躪，也是徐賁的切身體會。他透露，編寫暴政與知識分子關係的章節時感到尤其痛心，令他不斷想起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韋君宜《思痛錄》等著作。這些記錄文革不光彩一面的知識分子，最終個人或作品都在政權的官方歷史中遭強行抹去；即使徐賁新書中某些章節，包括第二章《專制獨裁不是人民的「永劫」》討論2011年埃及顏色革命，或第十章《破船上的舵手》談論毛澤東個人崇拜，均曾遭刊物自我審查拒登，後者更是本港一所大學的刊物，徐賁慨嘆香港近年出版界自我審查的變化，部份章節非因題材難寫，而是難在為了顧及出版，自己不得不作出某種自我審查，「有話要說，卻又不能暢所欲言，這是一種非常糟心的體驗，也增強了我對暴政的親身感受和厭惡。」
活得有尊嚴 別推波助瀾
寫一本關於暴政苦難和災禍的書，徐賁強調不是為了怨天尤人，而是敦促社會上每個人自省，在這個罪惡制度中負有一份怎樣的責任。當事情發生時，人們可以裝聾作啞甚麽事都不做，待它自行消失直到耐心耗盡，徹底放棄；但同時，人們也可以做點甚麽，雖然無力阻止它發生，但至少不要為它推波助瀾。他表示，歷史驗證人即使擁有再多知識，也同樣會選擇做壞事，甚至作惡，所以重要的不只是擁有知識，而是分別是非和善惡的能力。
「不同的人對暴政的不人道，反應都不同」，有人變得惶惶不安、猜疑和孤獨；也有人變得堅定而有信念，更關心他人和群體，更有責任心，更堅持人有免除恐懼的生活權利，「人應該自由而有尊嚴地活着。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人們做出暴政生活下的第二種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