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當我們不能見面，我交下一塊粉紅手帕，請護士放到你手中，你知道我們在等，我們也知道你會知道。
有一天，當我們不能見面，我交下一粒陳皮梅，請護士放到你枱上，你知道我們在等，我們也知道你會知道。
一天，一天的等，現在的香港，已經習慣見步行步，生存不是必然，卻也堅持不相信一定會死。那位年輕醫生解釋一切之時，聽到「一線生機」四個字的追問，眼睛放大了。這位不停重複說「武肺」的醫生，怎麼好像已經不相信在別的病情中會有「一線希望」？當經驗豐富的醫生說只能祈禱之時，即是說，一切重要的程序，更要做到最好。其實，沒有人能判斷誰會死，正如醫生也不敢判斷你一定生存。
今天香港人活在生死去留的狀況，無論甚麼年紀世代，會不會都習慣不放棄？聽了幾次羅冠聰接受Stephen Sackur的訪問，他的狀態，其實跟一般香港人相同，無論到外國，或是留在香港，都並不容易。他強調一直想爭取的，是香港的高度自治及民主。他表明不贊同暴力，主持問他，以往抗爭一度公開爭取自決，演變出獨立抗爭心態，踩了中共的紅線，是不是拖了抗爭運動的後腿？如果說他的訪問高質，我想，他很誠實的說出了人基本的尊嚴，就是，討論、言論自由是一種權利。
訪問當天他二十七歲了，六年前暑假以後，他跟那一代年輕人，所做的一切，絕不會口不對心。高質不在於圓融豐富的知識理據，而是清楚看到，年輕的他，已把公民運動的實踐變成堅實的信念，流暢地在英國著名主持人面前，我口講我心。他敢於承認錯誤，說已經解散的「眾志」已調整了立場，放棄提倡自決。敢於前進，主持問他是不是要做fighter in permanent exile？過去一年已仿若隔世，如水的人生，何時回港、流英仍然沒有決定，永遠，好像把虛無拉得更長更長？相對黃之鋒在香港有可能被捕的危險，走的與留的，為甚麼這些年輕人都被迫得進退都是錯？
陳健民說增知識也是一種抗爭。感恩能慢慢靜下心來，又拿起封面都爛了的《A Tale of Two Cities》，看到主角從倫敦回到巴黎，跟他的叔叔說起自己的狀況，"I have come back, sir, as you anticipate, pursuing the object that took me away. It carried me into great and unexpected peril; but it is a sacred object, and if it had carried me to death I hope it would have sustained me."
從生下來，就朝死亡進發，能超越死亡的，是延續，是昇華，也是人生在世可以選擇的可做之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R. Pompeo）在尼克遜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發表〈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未來〉演說的內容，人稱檄文，顏先生說是戰書。世事難料，美國跟中國近半世紀前交往，被邊緣化的台灣反而發展出有基礎的民主，一手協助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的西方國家，卻被反咬一口，不管心裏是恐懼還是氣憤多一點，信任已經失去了。如此檄文，既是聲討，更多領略的是一種清晰反思心態。如羅冠聰一樣，這一趟，是實實際際交手後得出的結論與決心。
改變現實，還是被現實改變，真正的博弈需要清晰策略。近一個月來，我每天向聚在蘭花不知幾深的蟻窩灌水，灌多於蘭花需要的水，而且不停灌，水會在下面的小孔流走，土裏的螞蟻，一遇水，四散奔走，再灌，更多的會走出來，再更強力的灌下去，啊，湧出一小片密得如走動着的黑線，像聽到一種流徙的聲音，再灌，提着白色「食物」的大蟻出現了，還有更大的蟻后。
這些畫面，一直每天重複出現，力度及時間更長，牠們走得越瘋狂。初時，每一次，牠們會反覆留下來，天天搏鬥，畢竟，這是很安穩、有吃有住的地方。慢慢，當不安變成日常，螞蟻會堅持不走？星期天我再放水，啊，這一次，蘭花盆裏，竟然看不見一隻蟻走出來。
做螞蟻，還是做先下手為強的人？角色選擇，說到底，首先，要相信自己是主宰命運的導演。一塊手帕，不過是爭取幸福信念的道具。
冼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