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發起佔中，戴耀廷最終失去港大教席，於我心有戚戚焉。從2013年入讀港大到現在，觀察香港民主發展、見證港大的淪喪，亦看到迷茫中的希望，不少曙光是發端於戴耀廷提出的公共論述。而且，他不單是倡議者，也是組織者、協調者，在初選成功以後有人稱他為「香港唯一的政治發明家」，的確貼切。
事情的開始，就是2013年1月戴耀廷在《信報》提出「要爭取香港落實真普選，可能要準備『殺傷力』更大的武器——佔領中環」。我入讀港大那一年，正好是2013年，佔中的討論深刻地烙在我這一代大學生的腦海。那時候積極參與社運、關注普選的大學生都相當焦躁，戴耀廷在大學論壇遇到的多是批評而不是稱讚。因為在大學生心中以革命性意義提出的佔中，經過反反覆覆的商討日活動、自我行動設限後，極度焦慮佔中會變成行禮如儀的象徵式抗爭。
當時我在港大學生報《學苑》擔任編輯，在2014年的4月號的封面寫着「幾時佔中」，那一期的苑論寫道：「香港等待『佔領中環』一年有多，仍處商討階段，『封鎖曼谷』、『佔領獨立廣場』都過了。《學苑》去年5月號的標題是『佔領中環 香港革命』，當時，香港人對佔中運動充滿期許，今日再看，佔中運動已失去方向，令人欷歔……不用20年，香港再過五年就不是香港了，再過十年，孩子都不是香港人了。既然上一代沒有完成香港民主運動，沒有勇氣完成香港民主運動，那就由這一代的香港大學生來完成吧。香港大學生自己主導一場香港民主運動吧。」
香港知識階層沉淪
這一段歷史的記錄並不是要指出當時戴耀廷的錯誤，而是在後來回顧時，領悟到每個人也會犯不大不小的錯誤，當然包括我自己、我那一代大學生。法國近代哲學家朱利安．班達曾說：「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具備對超驗真理的信仰，他們不僅要批判現實的罪惡和不義，也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惟有通過這一理性批判，知識分子才能不斷地超越歷史的局限，趨向於永恒和普遍。」政治意念之提出與實踐未必如預期，但播下的種子會巧妙地成為日後歷史發生重大變化的因素。若然不是有戴耀廷提出佔中，以及傘運後衍生的批判，根本不可能出現反送中和勇不分、Be Water的理念。此之謂歷史的正反合。
更令人佩服的是，戴耀廷教授沒有因為雨傘運動的低潮而離開公民運動，並且在後來思想上進步到連結本土派主張的議程，但正因為這樣他受到政權更大的打壓。在2018年3月，他出席「港澳中、各民族及台灣自由人權論壇」發表較為進步的意見後，《環球時報》、《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指，應當將戴耀廷逐出香港大學校園。其實，那些主張將戴耀廷革職的言論從2014年起就沒有停過。所謂不要把政治帶進校門是多麼虛偽，因為校園已經變得十分政治。如果港大是按照慣常的做法，就應該跟隨由教員組成的教務委員會的建議不解僱戴耀廷，而不是港大校委會以18比2作出違反常識的決定。
批評那群攀附權勢的知識人實在浪費筆墨，因為香港知識階層之沉淪在2016年港大副校長任命爭議上早就彰彰明甚。戴耀廷離開港大即表示香港學術自由進一步沉淪，但正如一個港大同年代的朋友所說，這不表示戴的公民抗命到此為止，他那政治發明的創造力在離開大學體制後會更加閃閃發光。
陳雅明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