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筆者參與李鵬飛所率領的才俊團訪京回港後，跟新華社官員共晉晚宴。據悉，副社長李菊生是中英談判的中方代表團一位舉足輕重人物，我便把握機會在席前跟他單獨商談終審法院的安排。
我先問他：「97後，香港終審法院會設在哪裏？」他反問：「現在設於何地？」我答：「倫敦。」他即說：「你不是要說回歸後仍在倫敦吧？」我說：「當然不是！」他說：「那麼，應設在北京。」我說：「這非常公道。但法官又從哪裏來呢？」他說：「當然是從香港來，因我們的法官不懂香港的普通法法律。」我再說：「這也公道。那大律師與律師又從哪裏來呢？」他答：「也是從香港來，因我們的律師不懂你們的法制。」我答：「整個安排既公道又可行，但你能幫我們一個忙嗎？」他問：「是甚麼呢？」我說：「可否把終審法院設立在香港呢？」他爽快地回答道：「可以。」
法治之區的證明
當時，內地官員每每聽到港人的建議，總是不置可否，只表示會向中央反映，故我很詫異李菊生如此直率回應。我便趁勢問：「那麼，由誰來出任香港終審法院的法官呢？」他說：「當然是你們的法官。你不是經常告訴我們，香港法官有多好、多廉潔嗎？」我說：「是的。與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法官相比，他們確實優秀；不過，若跟英國樞密院的法官比較，卻尚有差距。試從外國投資者的角度看，他明知目前如在港捲入訴訟，能信賴香港獨立的法官，何況，最終還可上訴至樞密院，他有信心樞密院德高望重的法官會作出公平裁決，而不受香港和英國政府的影響。但到97年，香港成為國家的一部份，鑑於內地法治……」李菊生即說：「你不用跟我說內地法治如何，我十分清楚。」他眉頭一皺，沉着臉問：「那你有甚麼建議？」
我回應：「我希望能有三位來自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與兩位本地法官，一同參與終審法院的審判。這些外國法官毋須長期聘任留港，只是按需要獲邀而來，如一年兩次，在每年的1月及7月來港審案，這樣，便可證明給外國投資者看，香港仍是法治之區，可放心繼續在港投資。」他想一下便說：「這個建議非常好，但英國人會答應嗎？」我說：「如你接納，我明天便會跟他們商討。」翌日，我約見當時的律政司唐明治，向他提出同樣建議。他聽後非常高興，但問我：「中國方面會應承嗎？」我答：「你不用擔心，只管爭取吧！」
筆者跟李菊生爭取的終審法院安排，最終在1984年公佈《中英聯合聲明》清楚訂明，並成為了1990年頒佈的《基本法》第81及82條。雖然當中未有列明海外法官數目，但英文本「法官」一詞為眾數的「Judges」，亦即是終審法院可邀請兩位或以上的海外法官參加審判。不過，英國政府後來為了取得中國政府支持興建新機場，時任英國首相馬卓安在1991年9月訪京，簽署香港新機場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時達成秘密協議，將終審法院可以從海外邀請的法官人數限制至最多一人。
回歸至今，終審法院每一宗聆訊都有一位海外法官的參與，此乃是國家對特區的基本方針政策，故為了維持國際社會，特別是海外投資者，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任，有關安排是絕對不能變的。
李柱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