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絕大部份人所料，包括我自己，民主派初選有61萬人參與。民主陣營的各方參選人亦服膺選舉結果，按協議自行決定參與或不參與官方選舉。其意義深遠，已超越民主陣營內之事，為香港政治文化帶來深遠影響。
抗爭意識在過去七年，由2013年的佔中開始，經過2014年的雨傘，2016年的魚蛋，到2019年的反送中，已在擁抱民主自由的港人心中，慢慢孕育起來，且不斷轉化及提升。在2020年，中共強行直接為香港制訂港版國安法，目的本是要以強權去消滅港人的抗爭意志，但從初選看，這卻帶來了反效果，刺激不少港人的抗爭意志變得更強和更堅定，港人亦對抗爭有了更深的體會。
抗爭有不少同義詞，包括了較被動的「異議」、「不同意」，到積極一點把想法表達出來如「抗議」、「反對」，至有具體但仍不算很進取的行動如「抗命」、「不合作」，再進到更實質的行動如「抵擋」、「反抗」或「抵抗」、「挑戰」，甚至激烈的行動如「鬥爭」、「戰鬥」。 相關但更闊的概念有「社會運動」甚或「革命」。它們不等同抗爭，但都包含抗爭的元素。綜觀不同的理解，抗爭可定義為：「個人或群體向當權者提出改變社會現狀的訴求，遭拒絕而採取的行動，目標是要促成想要達成的改變。」
香港過去七年的抗爭運動，見證了港人對抗爭的不同理解。抗爭的核心是抗爭者要改變現狀的決心，受當權者拒絕甚或打壓，仍不放棄。但抗爭的方法卻可以因應社會發展的情況，抗爭者對抗爭的認知深度，當權者的打壓程度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平行體制奠下改變基礎
雖然不少抗爭的方法，都包含了與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對抗的元素，卻不必然。以更廣闊的角度去理解，抗爭者是要改變現狀才去抗爭，故抗爭者必會對未來有他們的想像，只是當權者用盡方法拒絕讓這些想像能實現，令抗爭者不得不用對抗的方法去迫使當權者讓步。在這抗爭的過程中，抗爭者其實已可以開始在社會內，按着對未來的想像，在官方的體制外，自行建立起平行的體制。
這種抗爭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創新的。抗爭者運用威權法制下仍有的空間，在不同的官方體制外，在民間建立起相對應的平行體制。這些平行體制不會享有法律效力，但也難以指其違法。這些平行體制，實是挑戰着官方體制所聲稱擁有的正當性。
初選就是這樣的一種平行體制。當官方的選舉制度是不公平的，民間就自行建立起公平的選舉制度，讓港人可自行參與，去選出理念相近的人，代表他們去參加官方的選舉。由協調選舉的規則，開發投票系統，在全港設置幫助市民投票的服務站，運作投票程序、點票、公佈結果等，都完全用民間籌集到的資源完成。
雖然受到很多現實的限制，這平行體制力求要達到接近官方選舉在運作上的水平。建立起這平行的投票和選舉體制，也同時在香港民間建立起一個政治網絡，力足挑戰官方選舉的正當性。這種平行體制對當權者的挑戰，不在於直接衝擊現有的體制，而是讓人可以在官方體制外，產生無限的想像。
因平行體制沒有法律效力，故其規範性不能依靠法律來提供。民主派初選的規範力是建立於相互信任的政治道德。經過多年，港人已培養出良好的民主情操，甘願受沒有法律效力的共同決定所規範，那實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里程碑。初選為香港累積起難能可貴的社會資本，就是信任。
若說初選在香港民間已建立起一個政治層面的平行體制，那麼在社會的其他層面，我們也同樣能建立起相對應的平行體制。這實際上已在發生，黃色經濟圈就是經濟層面的平行體制。我們還可以建立「黃色文化圈」、「黃色教育圈」、「黃色社區圈」等。當香港民間能在不同的社會層面，建立起一個又一個平行體制，就可以把香港的抗爭運動帶至另一個台階，亦可以為最終要來的改變，先行奠下穩固的基礎。
戴耀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