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磨擦最近由經濟戰、科技戰，蔓延到亞太地緣格局與安全態勢。一方面，美國國務院指摘北京應尊重海牙國際仲裁庭判決。另一方面，駐太平洋艦隊派出雙航母打擊群，在南中國海演練。恰於其時，解放軍航母編隊也穿越日本宮古海峽，挺進西太平洋。
同時，美軍偵察機、巡邏機，包括戰略級別的E-8，多次抵近粵、港周邊水域。雖然，解放軍所劃「航空識別區」在東不在南；然則，如此接近華南經濟心臟，在南海「EP-3-J-8II」軍機相撞多年後，還是相當敏感。習近平說太平洋很闊，足以容納兩國；但小小南海，眼前卻成為中、美兩大強權角力場。
其實，自從二戰結束，美國的工業大國、貿易大國地位就持續受到挑戰。從1960、70年代的西德，到1980、90年代的日本；最終，以世貿組織成立、中國恢復其會員國身份為標誌，全球經貿一體化，又進入新里程。隨着產業鏈的轉移，中國大陸適逢其會，成為繼德、日而起的新興世界工廠。而美國經濟體質就進一步虛擬化、金融化。
參考德、日，甚或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與美國爆發貿易糾紛，並不必然導致對美關係惡化，甚或帶來地區安全隱患。然而，作為聯合國《國際海洋法公約》締約國的中國，如何理解南海的主權屬性，如何平衡自身在該處的利益與區域穩定，在過去近十年間，就引起眾多國家關注。
撇開南海豐富的油、氣資源不談，作為全球最繁忙的海域，並不直接參與主權申訴的域外國家，同感關切亦可理解。畢竟，對於日本、韓國、澳洲、印度而言，南海的開放與穩定，不單單影響各自經貿發展前景，同時也決定諸國的安全態勢與外交走向。無論是強權還是小國，在地緣政治與戰略資源上，總不希望受制於人。
印度作為新興工業國，其發展日益依賴外貿。因受帕米爾高原、青藏高原所阻，該國外貿多靠水路；與亞太地區互通有無，自然繞不過南海。作為成熟卻嚴重缺乏能源、原材料的日本與韓國，無論是南下還是西進的海路，都以南海為樞紐。唯獨澳洲，地處亞太最南端、印太接合部—具備繞過南海，透過菲律賓以東水域作南北交通之可能；但為此而付出的經濟代價，亦稱沉重。
與同出共和黨的小布殊雷同，特朗普亦表明，美國不應再擔任警察角色；然則，作為「兩洋國家」，自立國以來，華府就視亞太為利益攸關區。要白宮完全置日、韓、澳等盟國之命門於不顧，亦失諸偏頗。問題只是參與程度、方式，與諸盟友的分工而已。
另一方面，在奧巴馬第二任期，美國外交、國防體系，推進「亞太—東印度洋」事務整合；華府與新德里互相支撐，就變得更具戰略價值與前瞻性。當「印太」地理概念取代了「亞太」—日、韓、澳要顧，印度亦不可能置諸不理。毋庸忽略者，並非現任總統特朗普，而是奧巴馬在任之末，就讓國務卿希拉莉提出「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
希拉莉先後訪問馬尼拉、河內時，重申相關主張，就說明南海，尤其是菲、越兩國，在美國「新印太戰略」的關鍵角色。可以說，是特朗普當選，而非希拉莉繼任，稍為延緩了美、中在南海及周邊水域的爭鋒而已。問題是，對北京在南海問題上，有否迴旋空間？
中國區域發展回到開放改革搖籃
從經貿上看，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從開發大西北到中部崛起，再到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兜了一大圈，中國大陸的區域發展，還是得乖乖回到「開放改革」搖籃—「粵港澳大灣區」。如今，南粵對中國長遠發展的戰略地位重新鞏固，如若大灣區概念得以落實，甚或有進一步提升之可能。
然而，華南從桂到粵再到閩，因受五嶺所阻，地形極其長狹；如欲為日益重要的南粵及周邊地區拓寬戰略縱深，建立緩衝區的唯一可能，就是南海。因此，解放軍的防衞，從沿岸到近海再到遠洋，率先在此實行。
除卻以南粵為核心的華南城市帶，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歷史地位，海南島的戰略基建，也是一項接一項。在過去十年間，海南島先後建成大型探空火箭發射基地，航母編隊亦可進駐；據悉，當地還建有戰略核潛艇基地，讓解放軍具備「二次核反擊」能力，逐步與美、俄戰略武器庫貼近。
以此為背景，中方不惜動搖與東盟關係，衝擊對《國際海洋法公約》的恪守，將南海礁石擴充為海、空基地；讓軍艦、運輸機、戰鬥機，得以停靠、維護，讓解放軍作戰半徑往南延伸以千公里計。然而，相關舉措從西沙、中沙，亦即南海靠近中國的北端，一直挺進到作為南海南端的南沙，東盟對華戰略虞慮，自然亦在加深中。
以此為契機，美軍依託澳洲、新加坡，將於南海南端，長期與解放軍對峙；同時以軍機為主、軍艦為輔，在粵、港周邊水域作牽制。再下一步，就要看華府與新德里，如何在馬六甲海峽以西的東印度洋互動了。屆時，北京會否透過聯合德黑蘭，來反制華府「印太戰略」，就進一步將「南海爭奪戰」往國際舞台延伸了。簡言之，南海之爭，是中、美環球戰略角逐的起點；其影響，既深且遠。
許 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