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甚至對你並不感到絕望這點也不要絕望。恰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的時候，新的力量畢竟來臨，給你幫助，而這正表明你是活的。」偉大的荒謬小說家卡夫卡的話正好表達香港人一年以來絕望到了盡頭不再絕望的心情。一切好似都結束了，然後，一切重新開始。
白色恐怖、瘟疫侵襲，香港人面對人身安全與自由受壓的雙重災難，源於一個國家。一年以來，經歷最多的心情是恐懼與感動，看到最多的是無人性與人性，戴得最多的是口罩。體會這種感情很重要，因為以過去香港人的功能性思維分析香港政局將會顯得空白無力。去與留，是個人的選擇，即使流亡也不代表與香港從此毫無關係，甚至是相反，以一生的時間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出力，這不是理性與邏輯能夠解釋的事。
初選選民投人不投黨
現在真正連結香港人的是痛苦，還有理想。如果無法理解這一點，難以明白自2014年傘運、2016年魚蛋革命、到2019年反送中形成的以香港人命運共同體為主的社會思潮。當中經歷正反合的歷史辯證過程，植根在香港人心中對這個地方的人與事的情感，不斷地加深增厚，使本土成為主流。
但這本土並不是指2016年立法會選舉那樣的本土派與民主派之爭，不是新人與舊人之爭，不是左與右之爭，而是在2019年反送中表現出的抗爭意志與妥協投降之爭。有論者指民主派初選的結果表示選民揚棄政黨，但民主黨鄺俊宇在初選取得258,575票，比岑敖暉124,659票加王百羽70,611票的抗爭派加本土派票還要超出許多。因此，以派系框架分析初選結果，根本無法有效解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在初選純自由意志不包括含淚投票的成份下，選民是投人不投黨，民主黨鄺俊宇、許智峯及公民黨譚文豪就因為多次在抗爭現場展現抵抗意志，贏得香港人支持。
本土思潮背後不是複雜的理論，但也不容易懂得，因為進入命運共同體的過程是依靠參與、投入而不是局外人般的理解。初選勝出者會不知道自己可能被DQ嗎？投票的選民會不知道自己支持的從政者可能會被DQ嗎？即使如此，仍然有超過60萬人投票。為甚麼？因為選民真心地認同他們支持的參選人，不再問「有沒有用」、「然後呢」那類功能性思維問題。2016年新東補選令許多人追悔，當時為大局含淚投票而沒有投梁天琦，錯失了投給自己真正認同的從政者。正如沈旭暉所說：「Mandate比議席重要，這是威權政體下選舉的最大意義。」
2016年立法會選舉最大的啟示：選舉利益令理念一致的陣營完全分裂。與全世界威權政府的議會一樣，橡皮圖章的立法會的功能就是吸納反對派在制度外的力量，並從而消弭殆盡。如何不重蹈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覆轍，是對從政者及香港人的一大考驗。
前捷克異見人士、總統哈維爾講過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一個街市小販在自己的攤位主動貼上「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的標語，這不是因為小販信仰共產主義，而是為了讓當政的共產黨看到自己是同一夥的，自己主動舉手投降，表示任何反抗與自己無關，甚至加入舉報反抗活動。
這種「自我審查」的心理是植根在人心底的，因為成為主流才安全，即使主流是納粹政權。一經自我審查，我們就無意識地參與了政權的恐懼遊戲。政權如此強大，如何反抗呢？哈維爾指出，如果這種恐懼遊戲從頭到尾也沒有人參與，暴政又可以怎樣呢？
陳雅明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