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壓境，人心惶惶。翻開報章，多名專欄作家接連封筆，如風聲鶴唳。就在此時，收到編輯邀請來《蘋果》寫專欄，既喜亦驚。畢竟此時此刻，無論決定受邀或婉拒，所代表的已非報章欄位本身，而是對個人和香港前途的一個嚴肅判斷，不容半點含糊。反覆思量，港難當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不管你是左膠右膠，廢青廢中還是廢老，在極權面前都是不穩定因素。想到這兒，豁然開朗。掉哪媽！頂硬上！
據前東歐鐵幕下的經驗，面對打壓時最重要是「知道有人陪」。極權本身固然是高度組織化，而打壓的重要主要方式就是把所有潛在對手打散：把一群人變成一個個孤獨的人；當你以為自己只得一個，就更沒膽量提出異議。因此，反抗運動的關鍵是重新把連結建立起來。最起碼，當大家知道自己在抗爭路上並不孤單，還有其他人和自己想法一樣，會更有力量捱過漫長黑夜。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有意見要讓別人知道，可以在選舉中參選，在媒體發言，更可出來遊行示威。可惜今天的香港，這三條路都越來越難走：參選會被取消資格，電視節目會被下架，嘗試遊行示威更要準備隨時催淚彈放題。
主動發聲做不到，被動回應又如何？民主社會設有民意調查，在選舉以外讓民眾有機會以最低成本的方式表達意見。不過，既然其他發聲方式都受打壓，香港的民意調查又怎能倖免？上星期警察就來到香港民意研究所，弄了個調查私隱外洩的名目說要抬走電腦。警察聲稱調查的資料來自數年前，研究所電腦所載的卻是最近期的記錄，警察濫用個人資料的投訴本身又數之不盡，怎能輕易交出數據庫？幸得義務律師到場據理力爭，研究所的電腦才沒有被立即抬走。
事發當日下午，我剛好也在研究所，幫忙評論最新一條的民調題目「香港是一個自由城市嗎？」。想不到離開後兩個小時，警察已來到研究所的大門。如此諷刺的巧合，很多外國傳媒也留意到。有外國記者更說：警察親自為這民調題目提供了答案。
做好本份已變成一種反抗
極權之下，民意調查提供了發聲的渠道，無可避免地變成挑戰權威，被打壓也是意料中事。極權之下無論你問得如何中立專業，斗膽提問本身已是政治。
舉個例，早前研究所就曾經詢問市民是否支持美國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以回應港版國安法實施。結果57%表示贊成，29%表示反對。換言之，香港市民竟然認同美國應該制裁香港。結果公佈之時，剛好撞上港版國安法實施。看罷國安法條文，我也曾有半秒懷疑：萬一政府聲稱這條民調題目算是勾結外國勢力，那該怎麼辦？三件事告訴我不可以在此關頭自己嚇自己。
第一，民調由「我們香港人」計劃支持，經費全部來自每人數十元的小額捐款眾籌，看不到後面有甚麼外國勢力。
第二，題目本身由研究所的意見群組推舉產生，而成為意見群組成員的先決條件是香港居民。換言之，這條問題是香港人自己想問，並非受所謂的外國勢力唆使。
第三，每次選定民調題目之後必定會先對外公佈，然後才開始收集回應，所以計劃不可能只發放對抗爭有利的數據，不利的就收起來。如果調查出來的結果是反對比支持多，就不會成為要求制裁者的彈藥，反而支持政府者可藉此大書特書，說制裁不受市民支持。問題本身是中性的，發燒不要怪罪探熱針。
當然，以上三點都是就事論事，而香港恐怕早已過了可以就事論事的時代。早前考評局的試題事件已經告訴大家，在政府眼中「開放式提問」並不存在，有些事情就是不容討論，你認為可以討論就已經是錯。
只是，我們再看看政府自己贊助過的民意調查，又不難找到各種可能「有問題」的提問。例如在監警會委託中文大學做的民意調查當中，曾經問過市民有沒有因為示威者堵塞機場、破壞港鐵及交通燈等設施、破壞特定商戶、放火、投擲汽油彈，或武力攻擊警察而對反修例運動的觀感明顯變差。我們大概不會因為監警會委託的調查問了這些問題，就假定監警會鼓勵市民打警察吧？
順帶一提，因為上述行為而對運動觀感變差的比例都不過半（唯一導致過半受訪者觀感變差的行為是「私了」）。
民意調查本無藍黃之分，客觀中立才是天條，過去也有民調結果因為不合黃絲期望而被狠批。問題是當權者要壟斷誰能代表民意，連問問題都不容許的時候，做好本份已變成一種反抗。就好像上周末的民主派初選中投票的市民，如果在民主社會則只不過是在參與另一種民調活動，但在打壓下也變成一種反抗，幸得61萬人一同完成壯舉。儘管風雨飄搖，有大家陪，唔驚！
梁啟智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