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與幾位中文大學老同學敍舊，談到多個騰踏紅朝校友，某甲如此，某乙如彼等等。我說：「某乙的妻子，當年與我同級。」一位老同學說：「他妻子×××？曾在某中學教書。」我沒有作聲，心裏卻想起一段往事。
一九七二年，我考入中文大學，開課前，須往農圃道新亞書院學國語。全班同學不過十人左右，其中一位小姑娘，樣子非常甜美，多與我同坐，十分要好。國語她本來就懂，我卻是無心向學，結業試時，連什麼波婆摸科都未識之無。她見我對卷沉吟，悄悄把寫好的答案推到我一側，低聲說：「快抄！」
我和她主修不同科目，大學正式開課後，不常碰見，但國語班同學最初偶然還有相約聚會，聚會時她還是會和我一起，同學也有意無意給我們拍了張雙人照，照片中她巧笑盈盈。一天清晨，在崇基書院校園，我剛下課，沿一道石階往下走，剛巧她正拾級而上，要去教學樓上課，彼此停下來，她如常向我微吐舌頭，我笑着伸手輕撫那一頭秀髮。
大學二年級，她做了文革派學生會的紅人，與我生疏了；我寫的一篇反共小說《樂土》，在學生報發表之後，她更視我如路人，只是沒有直接參與《樂土》大批鬥。假如我當年跟着她走那條路，而今或者也可以騰踏飛黃。當然，骨相天生，人各有志。詩曰：「長階初撫鬢雲輕，似有如無縷縷情。昔日紅顏應笑我，白頭依舊一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