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暴之戰】
早前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向全港中小學發信，指學生不應罷課、叫口號、拉人鏈、張貼有政治訊息的標語及唱相關歌曲，學校亦應立即勸止相關活動。事實上，中學生在社會運動中以罷課形式表態，濫觴於31年前的六四事件，究竟這31年來，曾罷課的中學生都錯了嗎？他們在想甚麼？
今年47歲的鵬鵬，1989年就讀中四，他記得「那時大家對中學生的期望，就是讀書、入大學，不期望中學生有政治參與」。直至5月，北京民運開始發酵，香港舉辦了兩次百萬人的大遊行，他開始關注事件，並與同學組隊出去遊行。
6月4日天安門事件後，支聯會曾號召6月7日全港大三罷，鵬鵬本打算響應罷課，詎料當日凌晨發生旺角騷亂，支聯會煞停三罷，那天全港停課一天。但鵬鵬並沒有閉上渴望發聲的嘴巴。他與同學在學校內製作橫額，又在校內建了一個祭台，讓同學悼念及拜祭命喪坦克下的北京學生。
六四罷課變停課 反國教初嘗成果
他記得那時候，學校是自由的。「印象中學校沒有打壓，以他們的角度而言，他們不會阻止我們做這些事，容許我們有發聲的機會，氣氛是自由的。」有的學校甚至有老師會帶學生出去參與集會、遊行，為學生上公民教育課。那年的罷課雖沒成功，但已成為了中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雛型，「是我們那一代中學生的政治啟蒙。」鵬鵬說。
而首次「成功」的中學生罷課，則是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當時就讀張振興伉儷書院中六的凱撒，加入「學民思潮」，並在8月30日起，與林朗彥等人一起絕食罷課，要求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罷課一周間，沒有受到學校打壓。當時校長覺得沒甚麼大不了，聽說今天不一樣了。」
「當時的心態是，之前未試過中學生罷課，那為甚麼唔試吓？」凱撒覺得，中學生在社會上其實沒有話語權，「政府不把中學生視為持份者」，而罷課就是中學生所能付出的最大代價。最終罷課換來的成果，是政府作出讓步，承諾五年內不會重推。那是否成功的罷課？「從長遠結果看，其實是失敗，今天政府還是用其他方法進行洗腦教育；但以罷課行動而言，算是成功。」
雨傘運動最激進 成日後政治啟蒙
反國教運動過後兩年，雨傘運動爆發，約100所中學參與罷課。現任中西區區議員梁晃維當時就讀伊利沙伯中學中六。9月28日警察首次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那天，他正在金鐘。「好深刻當時大家一邊跑一邊罵：為甚麼香港搞成這樣？那天晚上，我們覺得不能當沒事發生，第二天照常上課。」
他記得那時學校曾表示希望學生在室內罷課，「我們覺得，你是否覺得這是不見得光的事？但我們就是想讓外面的人知道，我們不滿警方清場的方式。」最終約300名學生走出操場、坐下，學校亦借出器材及場地，播放佔領區情況。罷課行動持續了數天。「當時中學生罷課已是一個相當激進的行為，是挑戰學校的權威。」
最終雨傘運動在佔領79天後，被政府清場落幕，學生的訴求始終未被政府重視。「我覺得罷課的意義，是學生自己發起、組織、參與，是一個充權的程序，一個很好的政治啟蒙行動。」
反送中打壓升級 DSE生記過四次
來到反送中運動，中學生發聲突然變得困難了。截至2020年6月9日，根據警方數字，近9,000名被捕人士中，有3,666人為學生；18歲以下人士有1,609人，佔整體17%，最年輕的只有11歲。今年17歲的七號仔（化名）剛考完DSE，他是學校「反修例關注組」的成員，自去年9月開學至今，曾發動近十次罷課活動。
訪問這天，當鵬鵬、凱撒及梁晃維均只戴口罩時，七號仔卻戴上V煞面具，「去年9月 ，我戴豬嘴返學時俾警察截查及抄牌……我只是一個中學生，我沒有反抗的能力，只能蒙着面……為了自己的安全。」
今年5月27日，為響應網上的「大三罷」呼籲，考完DSE的七號仔以「收拾個人物品」為由回校，打算在校內罷課，卻與另外30多名常參與罷課的同學一起被學校拒諸門外，包括多名中三至中五的學生，「學校以校服儀容為由不讓我們進入學校，又說我的班房有人用，不讓我進去。」但七號仔強闖進校門後上到自己課室，發現空空如也。最終，他因此被學校記了一個小過，這已是他這學期第四個小過了，「9、10月時我在學校貼文宣，被老師記了三個小過。」
中學生難被煽動 「也是社會持份者」
早前楊潤雄接受央視訪問，指學生年紀細，心智未完全成熟，容易被政治團體及人物煽動。凱撒笑說：「另一個派別的人能否煽動他們？如果煽動到的話，其實很多問題都很容易解決。」梁晃維則覺得，「政府忘記了中學生本身也是社會的持份者。」年紀最細的七號仔則說：「我們自己懂得判斷，我不會因為鄺俊宇說幾句、或者許智峯被捕就上街。」
1997年出生的梁晃維，覺得自己不能說稱得上是被時代選中的孩子，「但我會思考，自己是否有更大責任去令香港這個地方變得更好。」凱撒認為這個責任不能只降在任何一個人的肩膊上，「我覺得，我們不是被時代選中的孩子，是共業。」
記者：黃桂桂
攝影：潘志恆、伍永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