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倪匡曾形容，中國共產黨「是最厲害的黑社會」。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年僅20歲，已對這句說話有切身感受。
港區國安法來襲，香港僅餘的自由危在旦夕，業界和學界籌辦罷工、罷課公投，在絕望前凝聚力量，盡力掙扎。港澳辦以「斬斷黑手」為題的千字文，威嚇罷課的發起人會「為自己的罪行錄上再添下重重的一筆」。在「黑手榜」上，鄭家朗與黃之鋒、戴耀廷、梁家傑等齊名。
翌日在公民廣場外，家朗站在黃之鋒、羅冠聰前面，親身回應「恐嚇信」，對比三年前初出茅廬，他雖然齊蔭髮型依舊，卻感覺成熟了、高大了。他承認自己還是會恐懼、還是有軟弱的時候：「唔好睇企喺鏡頭面前，會願意回應記者、會願意公開批評政府嘅人就係好勇敢，其實大家都好多軟弱……但係有陣時就係要作關鍵選擇，有啲位唔能夠退縮。」
記者：關冠麒
跟很多青年一樣，鄭家朗在過去一年都被迫着急速成長。才不過三年前，「雙學三子」因公民廣場案入獄，鄭家朗臨危受命做眾志主力。至去年，他就先後以眾志和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成員的身份，發起和主持過最少四次中學生罷課行動和集會，最高曾有300多間學校，逾16,000名學生參與。樹大招風，《大公報》近日形容他為「眾志近年大力扶植的新頭目」。其實他被政權盯上已非一朝一夕。
受攻擊的目標
去年9月2日，鄭家朗在愛丁堡廣場主持完罷課集會後回家，正準備以鎖匙打開樓下大閘之際，突然三隻「黑手」從後伸向他的膊頭將他拉住，兩下右勾拳揮向他雙眼，眼鏡飛脫。有路人撞見，立即喝止，三名兇徒就一言不發離開。
「成件事係好短，但都係有種恐懼喺入面，你成為咗攻擊目標，需要被處置嘅一個目標。」家朗當時無大礙。但事發一個月後，民陣召集人岑子杰遇襲，岑躺在血泊中的影像形成陰影，如影隨形。他偶而上家中天台收衫，本來畏高的他亦會不禁因恐懼而胡思亂想，四處張望，「有冇人埋伏自己呢？有冇人跟蹤自己呢？會唔會突然間又要襲擊你呢？」
還有無日無之的監聽疑雲，「電話成日都好似好空洞、大聲、細聲，我問對方有冇攞開過電話，『冇』，你會感受到呢啲迹象」。他逛商場常感覺到有戴着耳機的便衣「同行」，「佢又唔係刻意地去埋藏自己，佢係有意無意滲啲，『你已經被mark實咗嘅信息喺度』」。
在暗箭以外，政權明刀明槍的針對和打壓同樣令人無日安寧。鄭家朗和兩名眾志成員去年3月在立法會《國歌條例》公聽會上進行抗議，半年後竟突然被律政司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檢控，最終被判罰1,000元。今年5月，海關又以眾志入口的一批口罩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為由，拘捕鄭家朗和常委梁延豐。海關聲稱口罩未能證明「Not made in China」，「若口罩生產於香港或台灣」亦可能不符合。
立法會保安在公聽會案中作證時的說話，家朗印象深刻，「『我哋一早已經mark實咗佢哋，因為佢哋係香港眾志，尤其是鄭家朗』……你意會到政權一早已經將你哋放喺監察名單。你嘅一舉一動，佢都要你承受後果」。
被時代選擇了的人
在過去三年，家朗幾乎肩負起眾志所有教育議題，由染紅教材到TSA，由通識科問題到DSE歷史科被政權批鬥，統統都見到他的身影，當眾志其他前輩努力打國際線時，他在香港算得上一夫當關。到去年反送中運動前，他更擔起眾志副主席之位，「你話係咪有意去take up多啲，其實唔係。個社會、個時代係逼你要去推高啲」。
但即使進化得再快，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面對着國家級打壓，建制派的猛烈批評，亦難免感到脆弱，難以承受，「全部都講啲好難聽嘅說話，你好想快啲反駁，但其實你時間就係得咁多，你冇辦法完全反駁晒。佢哋全部都誤會晒啲學生，成日污名化或者標籤學生嘅行為……每次攤上床都係諗住好多嘢，好辛苦，好似唞唔到氣一樣。之前成日形容『政權唔會畀你唞氣』，我感受到，我真係唞唔到氣」。
被伏擊、被跟蹤的恐懼，鄭家朗稱隨着時間已漸漸習慣。到今次被北京正式點名，雖未見埋身的暴力恐嚇，但在國安法的陰霾下，他所感受到的恐懼和威脅有過之而無不及，「從來都冇人諗過罷課、罷工會提升到去國家安全層面、顛覆國家政權嘅問題」。
裁判官在立法會公聽會案宣判時，向眾志三人說出了一番近日在法院內難得聽見的「人話」：「可能你覺得為咗抗爭，冇所謂，但係因為咁而要面對長時間監禁，又有邊個為香港做嘢？……要留有用之軀，因為你哋未來必定為社會棟樑。」
但若參考03年訂立的23條，港區國安法刑責可以是終身監禁，殺到埋身之時，保住軀殼亦未必有用，家朗是否已有犧牲的準備？「好坦白講，我問自己係咪好接受到國安法會帶嚟嘅所有後果？我到𠵱家都未處理得到……我之前有諗過，最緊要係唔好有好長嘅刑事後果。但係你發覺長期喺社會運動入面，你冇辦法避免。你問我條底線去到邊，我冇辦法好清晰咁答你。」
對於法官的苦口婆心，家朗有另一番體會。公聽會案橫跨八個月，其間數以千計青年因抗爭運動被帶上法庭。其中一次審訊，家朗作為被告，心思卻漂到庭外 ──隔籬庭正處理上水清潔工被磚掟死的案件，兩名十多歲的抗爭青年被控謀殺。家朗嘆道：「法庭冇辦法畀到正義一個人。好多人被拉，係因為政府問題，係因為警暴問題……而唔係個人本身做錯咗啲乜嘢。『留有用之軀做有用嘅事』，呢個社會就係冇畀到有用嘅方法畀我哋。」
意義不在當刻改變
在過去艱辛的一年，讓家朗稍為過得輕鬆點的因素之一，是家人的體諒。過去一直親建制、又曾阻止他參與傘運罷課的母親，見識過警察的暴力後亦漸漸明白孩子的堅持，「我同佢親眼睇住個電視直播，岳義士被人打到頭破血流，阿媽話『嘩！有冇搞錯，啲警察邊有可能咁樣㗎』。真實嘅畫面再扣連佢阿仔面對緊嘅情景，就成為佢最真實嘅感受」。
但即使如何轉變，母親對家朗的安全依然非常擔心，「佢成日都同我講，『好想你有未來、想你有得規劃』」。事實是包括家朗在內的大多數香港青年，在社會劇變下難以再為自己計劃更多，「我𠵱家好似『肉隨砧板上』……一個大浪冚埋嚟，國安法殺到嚟，你都冇辦法為自己人生規劃啲乜嘢。政權就係想摧毀你前途，想你成為一啲冇價值追求嘅生物，為佢服務」。
中學時期的家朗是話劇社成員，代表學校參加過三屆學校戲劇節，兩次獲選傑出男演員，「我好享受喺舞台上代入唔同角色，去參與、思考吓唔同嘅生命」，他又曾跟同學一起做小型短片製作，包辦幕前、幕後。但家朗已將這些興趣和專長統統放下。因為社會運動，他2017年中學畢業後選擇報讀樹仁社會學系。兩年過去，他坦言有點後悔，自覺書本上的理論僵化，難以應用到香港的獨特情況。
鄭家朗仍記得中一那套話劇的情節──未來社會製造複製人用作生產器官，在實驗室中被勞役就是他們的整個人生，他飾演一個覺醒了的複製人，誓要離開實驗室。
在過去幾年，家朗作為一個覺醒了的青年，亦不斷嘗試打破「實驗室的枷鎖」，可惜結果總是令人失望，「TSA又係繼續落去，DSE又係咁樣，染紅教材又係繼續不斷，仲要情況更加嚴重」。最近的罷課公投亦無功而還，無力感像浪般生生不息。但家朗堅信即使政權再強橫，恐懼有多大，仍要繼續，「要有一種覺醒者嘅覺悟，你知道個社會狀態係咁樣，你知道政權係唔會畀任何成功感你，你就唔好奢望，你就要去克服嗰種無力感。就算你做緊嘅嘢幾咁改變唔到都好，都一定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