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任職四年，天良捨盡，終得右遷。報紙提到去年五月六日記者會上，他有問題不便回答，就着記者去問「有關部門」。但「有關部門」指那個部門？他一臉嚴肅說：「有關部門當然就是有關的部門，無關的就不能稱為有關部門。」
宋朝名相王安石有子叫王雱，幾歲時，一客人以一麞、一鹿同盛一籠，問他說：「何者是麞、何者是鹿？」王雱無法分辨，想了一會，回答說：「麞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麞。」一時稱為巧對（夢溪筆談》卷十三）。耿爽「無關的就不能稱為有關部門」一語，似可與王雱媲美，不過，王雱只是個幾歲孩子，耿爽可是「國家代言人」，給記者那樣的答案，分明是說新中國沒有制度可言，記者問題竟無有司可以回答。
而香港固有的制度，現在也給無數老紅衞兵拆得七零八落。六月上旬，中共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上香港電臺《自由風》節目，談到所謂港區國安法，力言「國家安全」案件的主審法官，必須掌握國情，所以，應由人大常務委員會委任。主持人問：「法官對法律的知識，有學歷作標準；對國情的掌握，卻憑什麼作標準？」葉國謙既不便說「憑忠於共產黨」，又不能說「無需標準」，只有說什麼「人大常務委員會委任最合宜」等等。他其實應學耿爽那樣說：「標準就是標準，制度就是制度，否則還能稱為有標準有制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