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系列三之三】
港區國安法來勢洶洶，自由收窄，打壓越見猖獗，中國抗爭者早已領教過，八九民運曾催生一代流亡者，一波波流亡潮，映照中國打壓異見史。
流亡者定義是受迫害、侵略或災害，離開所在國家者。習近平當政七年消滅公民社會，對華援助協會創辦人傅希秋說，武漢肺炎疫潮下，湧現了一股難民潮，僅四個月，已接到200宗求助，是去年全年的兩倍，形容異見人士已經到了無法生存的境地。
尋常百姓淪為政治流亡者，背後原因何在？
一切由公民社會覆亡說起。自由撰稿人兼女權運動參與者趙思樂三年前出版《她們的征途》，記錄中國NGO及社運抗爭者。
她回想起，2003年至2013年胡錦濤當政時，政治流亡過程仍是漸進的，抗爭者先上twitter、參與行動、認識朋友，累積經驗，摸索紅線，打壓和騷擾漸趨嚴重，才思考流亡或判斷留下來，但減少危險行動。
製造新敵人 維穩治國
2013年習近平上台，「他將中國公民社會，清理到幾乎不存在」。同年推動憲政轉型的新公民運動被取締，發起人許志永被捕；2014年最重要之一民間智庫全知行被取締；2015年推出《國家安全法》，發生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到以「益仁平」為首的維權公益組織被取締，然後是勞工運動和教會。同時尋釁滋事罪擴大至網絡上組織、指使人員散佈訊息等，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令公民網絡空間大收縮。
2014年，國際特赦組織統計，中國約100位抗爭者因聲援傘運，以尋釁滋事罪被刑拘、扣押或軟禁，包括「全知行」創辦人郭玉閃，以及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寇延丁，震盪公民社會。趙思樂比喻為拘捕吳靄儀和李柱銘，「（維穩）大型機器才剛剛發動」。當中十人被判刑，最長是在廣州街頭拉橫額的謝文飛，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四年半。
2019年，因反送中遭打壓的中國維權人士，約十宗，網絡聲援被刑拘、微信私人群組討論也被約談，精確數字無從得知。趙指，維穩機器有精力後，「現在好容易針對一些偶然發現的普通人……一來就好嚴重，因為沒其他阻力擋在面前。」
政權不斷尋找抗爭者，製造新敵人，維穩治國。寇延丁在《敵人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曾提到，審訊者欲證明佔中是港獨，由外國勢力策動，與中國公民社會勾結，顛覆國家。趙思樂說，被捕者無名無姓，等同香港勇武被抓，「揑死你同曱甴差不多，不需要作古仔」。
周政因呼喊一句香港獨立，遭刑拘和在家監禁。趙思樂指公民社會瓦解，散播抗爭訊息少，抗爭和打壓經驗的資訊遭審查後，失去傳承而斷層。普通人在網絡社群被原子化，一旦明確表示政治立場，發貼、討論也被針對打壓。
流亡德國十年的中國異見時事評論家長平說，中國政治迫害的門檻一直很低，法治社會明文規定界線與懲罰，專制國家的法律模糊，易政治化，令犯禁後果難料，製造恐懼不斷維穩，「不安定因素正是統治手法，不確定就自我審查」。
難民急升 支援機構資源耗盡
長平說，上街抗爭比上網發聲更嚴重，有組織行動比單一行動更嚴重，少數民族、宗教、人權、邊境等議題一直高度敏感，龐大的「維穩機器」到了敏感時期，只需要把某方面加強，就可以高速運轉。趙思樂說：「以前在無可忍受的打壓同正常生活之間，有好大灰色空間；但現在一碰就好大打壓，發展都成問題。」
但支持中國流亡者的機構寥寥可數。2002年在美國的對華援助協會成立，支援內地地下教會，因多次營救維權人士獲國際注目，在歐美為內地人權狀況作證。創始人兼牧師傅希秋表示，「中共對自由人權的打壓到了前所未有惡化的情況」。加上近年對宗教及人權迫害、法治的踐踏，以及新疆鎮壓，許多人到了無法生存的狀態，因此出現一定規模的難民潮。傅希秋透露，每年有5,000多受助人，九成受宗教迫害，一成維權人士，各半位於歐美加和亞洲，但未有透露中國境內人數。
受助人分三類，一是留在中國境內的基層維權人士和家屬，無法在打壓之下生存，無法離國，還有境內流亡者；二是滯留他國，拿到聯合國難民身份，但未被第三國收容，仍受到中國威脅的人士；三是逃到西方國家，不熟悉環境，具備申請難民的資格，卻遇到障礙。
對中國異見者而言，「流亡不是一個選擇，是一種特權」。趙思樂接觸過數百名抗爭者，少於十人能流亡，而中國基層抗爭者常在打壓下，有刑事紀錄，難往海外申請政治庇護，外國政府介入需許多條件。
對華援助協會去年共收到100宗新增求助案，今年截至4月已有200多宗，以維權人士為主。傅希秋透露，連來港抗爭的中國留學生Alex在內，一個月內已營救了三宗個案到美國，壓力前所未見，營運完全依靠捐款，每年預算約200萬美元，「資源幾乎枯竭」。
近年逃亡難度大增，除了監控和定位電話、移動支付和實名交通登記，公安更推行全方位動態防控體系，靠監控鏡頭辨認臉部特徵，追捕疑犯。
傅希秋指出多條偷渡路線被堵，多次有偽裝公安跟蹤逃亡者至邊境口岸再抓捕。重要級別的異見人士於5至15分鐘內警方到場抓捕，低級別的則以電話通知當地執法者。成功出逃者仍許多，「不是每個角落可以時刻24小時（監控）」。
隨中國政經勢力漸強，國際談判力量大減，難以營救異議者。周邊國家如泰國和緬甸頻頻與中方合作，跨境追捕異見人士，即使聯合國難民公署已安排第三國收容，亦有可能遭遣返，如姜野飛和董廣平。
有一次，傅希秋格外痛心，一名新疆哈薩克女性進入新疆集中營之前逃到烏茲別克斯坦，但中國派人到當地機場等待她，協會牽線下，因美國國務院施壓而未有遣返，安排她經泰國轉機至土耳其，孰料在曼谷機場失蹤，「很明顯地被中共綁架回去了」。
反抗專制政權 催生更多流亡者
傅希秋觀察，許多中國流亡者在泰國滯留多年，符合難民資格多，批准往第三國收容數字較少，質疑聯合國難民公署受中國影響。他指，流亡者無收入無簽證，害怕泰警及中共特工抓捕，彼此互不信任，家人受要脅斷絕來往，有些更無奈回國。
長平說，中共視曝光人權打壓為污點，常以家人要脅，要求低調解決事件，尤其不可受外媒採訪。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林榮基至少還有發聲的自由，而李波的自由代價就是永遠沉默」。長平續道：「只要存在專制政權，一定有人反抗，反抗就必然流亡。」
九七前香港是流亡中轉站，九七後港府配合中國打壓異見人士，令長平在2011年流亡。他經內地人才計劃來港，在浸大任訪問學者，創立時政雜誌《陽光時務》後，國內家人受壓，申請工作簽證被拒。當時他在法國，入境處來電叫他回中國辦簽證，他詢問：「能不能保證我回香港？」職員答道：「調查組跟邊境組是兩個小組，不干預他們工作。」
趙思樂預計香港抗爭者面對國安法，將包括被國安調查、監察、拘捕審訊，而條文所提到的國安機構，可由國家安全局擴大至所有機構，外國勢力如外媒、國際NGO、領事館均會消失，「但惡化（速度）可能比中國還快」。關鍵是人大常委會多快制訂法律，條例有多具體，以及政府配合程度，「如果常委會年內制訂要一個香港版的網絡安全法，港府和香港法院能配合約束本地的網絡服務嗎？」
中國抗爭者已失去戰場，只能奮力留住記憶，趙思樂說：「在中國堅持的人，更似是維持生命的尊嚴同意義。」中國抗爭者多數缺乏流亡的經濟、語言基礎，加上資歷清零，生計也成問題，甚至有前大學教授做清潔工，但最嚴重是精神痛苦。
「戰士失去戰場會處於更加原子化狀態，身邊沒人知道，沒人care你所care的，是一個好失去價值的狀態。一個對社會有感情、對某些價值有追求的人而言，流亡是要用盡自己願意付出的所有代價，之後再去考慮的事。」她說，香港尚有奮鬥空間，抗爭者需思索並選擇付出的底線，「香港仲有得用盡最後一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