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美兩國因經貿糾紛、武漢肺炎及香港國安法等爭議鬧得不可開交之際，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拋出了一枚震撼彈。其在今天正式出版的白宮回憶錄《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的部份內容於上周搶先被傳媒曝光，當中談及特朗普對華態度的細節令不少人吃驚；包括其在去年香港抗爭運動早期，曾極度不願介入香港，目的是為免影響他十分重視的中美貿易談判進展。書中又指，曾多次發表反穆斯林言論的特朗普曾向中方表示認同中共在新疆鎮壓回教徒的行為。而特朗普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更承認，他為了保障貿易談判進展而延後了針對中共在新疆鎮壓回教徒的制裁行動。這一系列的資訊與特朗普過去在枱面上擺出的對華強硬姿態大相徑庭。
特朗普固然否認博爾頓指控的真確性，他指摘博爾頓新書內充滿虛構內容及誣衊，只為報復其遭自己辭退一事。然而以局外人觀之，博爾頓的指控也是有迹可尋。記性好的港人當記得，特朗普去年中曾多番表示香港抗爭是中港之間的事務，更說過「有信心習主席可以妥善解決問題」一類話語，不欲插手的傾向並非秘密。至於中共鎮壓新疆回教徒亦不可能是特朗普真心關注的議題，畢竟他厭惡穆斯林的態度可謂人所共知。
權力制衡確保國家安全
但是，特朗普近月就香港問題嚴厲批評中共，又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為美國對中共鎮壓香港及新疆的行動展開制裁打開大門，這些也是事實。這又當如何解釋？博爾頓的新書未必是百分百的真相，也顯非百分百的謊言，虛虛實實的矛盾，又怎樣能說得通？箇中關鍵其實正是美國政治體制奧妙之處——權力分立與制衡，終會使體制內任何一人的意志都左右不了大局。
誠然，美國總統在外交事務上權力甚大，但也並非能決定一切的一尊。國會兩院內各種外事委員會林立，每個議員總有自己關注的外交議題。此外，專責外交的國務院雖是總統領導的行政部門轄下，但其架構龐大，下轄的職業外交官集團不乏自身的專業研判。而民間智庫、學者和商界在美國外交政策上也有着一定影響力。換言之，美國的外交權力實際上是分散的，任何大方向的轉變，都要透過各持分者間的醞釀互動，從這個複雜且極具制衡的體系內生出，並非一人一念所能改變。
現在，對華強硬是國會兩黨罕見的共識，近年針對中共的法案全都是跨黨派產物；而國務院的職業外交官們亦多次表達對香港問題的關注；加上美國學術界也在習近平修憲後明確表態，不少外交學者皆建言要調整對華政策，美國整個對華強硬的大勢便是這樣生成。這個氛圍不論是管治階層或是基層民意皆有參與其中，其共識之力不是總統一人一念所能力抗。這也是為何筆者上周在本欄文章中斷言，不論是特朗普連任還是拜登勝選，美國對華強硬的態度不會改變。特朗普再重視貿易談判，也終要介入香港及新疆問題；拜登假使上台也只會一樣，在權力分立的制度設計下，他斷不可能因為家族在中國有生意而忤逆美國共識「賣國」。當初希拉莉乃至部份學者考慮過的「棄台論」終流於紙面也是同理。這亦是為何在民主國家打「國際線」需要爭取的是當地多數民意，而非只是執政者一人。
美國政治由民主機制下而上地構築，權力分散、制衡處處，先天上就避免了一人一念可以「賣國」的風險；反倒是中共的一尊體制，領導決策，下級、百姓皆不得過問，「賣國」則成了領導的特權。毛澤東在地圖上一劃，長白山部份國土即贈予朝鮮；江澤民一劃，外東北大片俄佔國土永不追究；如今習近平一聲令下，連因保衞國土而犧牲的士兵數量及名字也成了國家機密。這樣的政權，也難怪國家安全那麼沒有保障了。
林海
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