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無疑是香港民主發展一個關鍵性交叉點，而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亦是香港民主重要時刻；從歷史檔案中可見，扎根香港多年的英資如何回應此重要時刻。
從檔案中得知1992年中英雙方就香港97後航權等問題談判，而彭定康同年10月發表政改方案，引起中方不滿，早已搭通中國經商網絡的太古亦牽涉其中。
恐港民主化影響關係
多份檔案紀錄太古該年底與英方的書信來往，就北京的不滿提出關注；如太古主席施雅迪當年12月寫予外交部副次官科爾斯（John Coles）信件，透露來自港澳辦高層消息，指太古已失去、或將失去北京的「高規格待遇」（The theme is that Swires have lost, or are about to lose, their high status in Peking），稱太古需要認識到，如政治融合消失，那商業融合（political convergence dies, then commercial convergence），例如中資對國泰股權，及航權保證（assurances over traffic rights）也不復存在，可見航權已成雙方籌碼。
文件披露所謂「高規格待遇」，包括太古高層與中方核心領導層如李鵬、趙紫陽、楊尚昆及江澤民等對話。太古首位華人董事姚剛，早於1979年在中國民航總局邀請下訪京，此後定時與領導人來往，打開溝通橋樑；80年代起，國泰開始上海航線，而中信與太古組成不少合資公司，成功為食品、紡織及包裝業務在中國打開局面。中信同時在香港參與大量投資，包括現代貨箱碼頭、香港空運貨站及港機工程，以及後來入股港龍航空等。
從檔案文件中可見，太古對香港民主化的一個關鍵時期，關注的是影響與北京關係。一份有關巴特爾爵士（Sir Robin Butler）與太古的會面文件，記述當時太古對中國的爭端嚴重性感到關切，其後外相顧立德（Alastair Goodlad）給太古的信件中，稱了解太古情況，亦了解政治動盪顯然令企業不安，但重申彭定康提出的適度擴大民主方案，是維護香港對經商有吸引力的利益，英方希望當前分歧得以盡快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