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建政以來，話語、權力、道德均掌握在黨或黨領導人手中，領導人口中的「國家安全」一句頂萬句。由毛澤東時代起，國家安全萬變不離其宗，政權安全始終是第一考量；習近平則將國家安全終極具體化，上至政治安全，下至生態安全，無所不包。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前副教授吳強分析：「習近平過度強調國家安全，其大安全觀讓中國處於最危險的狀態，也讓中美關係危機化。」
中共1949年建政初年，局勢未定，所面臨的主要課題是捍衞領土和主權，討伐留在大陸的國民黨殘軍。毛澤東主要思路是，中國應保持戰備狀態來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無論哪一年，我們都要準備打仗」。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51年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下稱反革命罪），是中共維持國家安全的主要依據。
反革命罪定義粗疏，治罪隨意，大量濫捕濫殺，令中國瀰漫着紅色恐怖。中共官方數據顯示，1950年代初，鎮壓反革命運動共捕了262萬餘人，其中殺害反革命分子71.2萬餘人，而《爭鳴》雜誌引述「內部調查」指出，文革期間「135,000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為死刑」。
江派鼓吹 民族主義抬頭
被反革命罪治罪處死者眾，但吳強分析中共建政初期屬於共產主義陣營一員，也是個不完整的民族國家，一個很實質的國家安全也無從談起；而在鄧小平時代，「中國慢慢回到國際秩序當中，當時跟鄰國衝突也是最少的，如1983年國安部成立，中國才可說是有了國家安全的概念。」
在改革開放及冷戰氣氛緩和下，鄧小平漸將國家安全利益的重心從「國家的生存」轉向「經濟安全」。鄧認為「必須在經濟建設的大局之下開展國防建設」的原則，直截了當地指出「先把經濟搞上去，一切都好辦」。於是國防的主要任務，也是防止發生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所有戰爭，正如鄧於1989年2月與美國總統老布殊所說的：「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
藏在國家安全背後的是政權安全，其標準是中共能否永續一黨專政。改革開放以來，民主運動一直是鄧小平時代及江澤民時代在政權安全上的敵人，而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下鎮壓了八九民運後，中共面對的是比較弱的「和平演變」威脅。中共在江澤民時代開始變成民族主義政黨，放棄了很多意識形態，這過程當中，國家安全觀念逐漸明確。
日本防衞省防衞研究所指出，1995年發生中國佔領南海美濟礁事件，使中國威脅論在亞洲地區逐漸高漲，江澤民兩年後提出的「新安全觀」，以強調協調性安全保障為主，無疑是對威脅論的一種否定，胡錦濤則基本上延續了江澤民的新安全觀。 胡任內發生的西藏騷亂（2008年）及烏魯木齊7.5事件（2009年），成為習近平高歌猛進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之基礎。
國安法規多 為強力箝制敵對者
根據吳強的分析，習近平的假想敵有四，分別是以新疆為代表的恐怖主義及分離主義，及以香港為代表的顏色革命及民主思想，「香港也一向被中共視為革命的橋頭堡」。因此相較前述領導人，習的安全觀是對內的、極具箝制性的。翻查資料，中國涉及國家安全的法律法規已多達190多部，如《刑法》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條文早有規範違反政權、領土和國家秘密行為的定義並列明量刑，惟習近平一直強調要「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使得他在國家安全層面上，仍有多個重大舉動。
如2014年成立直屬於中共總書記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以統一國家安全體系，以免在國家安全出現執行上的混亂。此外，2014年頒佈按1993年原《國家安全法》的基礎修訂而成的《反間諜法》。2015年再頒佈全新的《國家安全法》，並在條文首次將港澳納入，在耳熟能詳的分裂國家、煽動顛覆政權和洩露國家機密等罪行外，還明確地觸及金融和經濟領域、糧食安全，甚至文化安全這等較為軟性、難以量化的層面。2015年版的《國安法》被普遍認為是「體現了某些黨內領導人的保守政治思想」，及至今年引起全球爭議的港版《國安法》，也是習近平國家安全思維其中的一個惡果。
「國進民退等經濟政策、強調自主研發科技，為控制資本而抓了吳小暉（前安邦保險董事長兼總經理）及肖建華（明天系幕後控制人），全都跟習的國家安全有關。」吳強認為，習近平將上述全部看成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過度強調保護核心利益，國內沒有反對黨、反對聲音、公民社會，國家安全無限膨脹，就像一道無限向外擴建的柏林圍牆，導致中美關係的危險化，令中國處在最壞的國家安全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