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研究所大多沒有必須要去上的課程,只是導師開一門研討會課程,弟子們每個月會相聚一兩次,或做讀書會,或做進度匯報。我記得那時,漢學系有位很有名的老師,整個大學乃至鄰近城市做漢學題目的學生都會趕來她的課。
漢學最早是晚明時候去華南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對「華人」這個種族的研究,幾個世紀的世事變幻到今天,已經成為無所不包的龐雜學科。久而久之,總給人一種前世遺民的大鬍子西人,着長衫抽煙斗,言必之乎者也。現實中,漢學院裏不只是白人,也有早就移民歸化的華人家庭的後裔,也有從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留學深造的「漢人」。
但「漢人」的分野總是藏在研討會的討論聲後,雖誰也不會明面道破,但三不五時總會浮出水面。上次彙報進度時,德國學生與大陸學生外,有位訪學的台灣學生,開會前她面色有些蒼白,手指冰涼,話我知「緊張」。到她的環節才知,講的是日據時期「台灣」音樂家的身分認同和作品,將台灣打引號,是因為彼時這個概念和今日太不同,大部分人認為自己不是清人就是日本人,而她講的作品則是今所謂「台獨國歌」的曲譜部分。德國學生只當這是音樂歷史,聽得津津有味,幾個中國學生則默不作聲。課後一起去吃飯,有人忍不住說:「怎麼會有人不清楚自己是哪個國家的人?」當然台灣學生並沒有在場,她留言給我說怕被小粉紅批鬥。原來成長經歷如此徹底塑造人的認知,這邊無法理解不在一個強大的國家敍述下存活的曖昧身分,那邊廂則一早劃定對方是獨裁的延伸不敢說話。所謂溝通,始終是自說自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