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研究所大多沒有必須要去上的課程，只是導師開一門研討會課程，弟子們每個月會相聚一兩次，或做讀書會，或做進度匯報。我記得那時，漢學系有位很有名的老師，整個大學乃至鄰近城市做漢學題目的學生都會趕來她的課。
漢學最早是晚明時候去華南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對「華人」這個種族的研究，幾個世紀的世事變幻到今天，已經成為無所不包的龐雜學科。久而久之，總給人一種前世遺民的大鬍子西人，着長衫抽煙斗，言必之乎者也。現實中，漢學院裏不只是白人，也有早就移民歸化的華人家庭的後裔，也有從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留學深造的「漢人」。
但「漢人」的分野總是藏在研討會的討論聲後，雖誰也不會明面道破，但三不五時總會浮出水面。上次彙報進度時，德國學生與大陸學生外，有位訪學的台灣學生，開會前她面色有些蒼白，手指冰涼，話我知「緊張」。到她的環節才知，講的是日據時期「台灣」音樂家的身分認同和作品，將台灣打引號，是因為彼時這個概念和今日太不同，大部分人認為自己不是清人就是日本人，而她講的作品則是今所謂「台獨國歌」的曲譜部分。德國學生只當這是音樂歷史，聽得津津有味，幾個中國學生則默不作聲。課後一起去吃飯，有人忍不住說：「怎麼會有人不清楚自己是哪個國家的人？」當然台灣學生並沒有在場，她留言給我說怕被小粉紅批鬥。原來成長經歷如此徹底塑造人的認知，這邊無法理解不在一個強大的國家敍述下存活的曖昧身分，那邊廂則一早劃定對方是獨裁的延伸不敢說話。所謂溝通，始終是自說自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