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來，香港究竟有甚麼轉變？說香港一年來沒轉變的有兩類人。第一類，覺得無論香港人做甚麼都改變不了命運。第二類，覺得香港轉變得不夠。覺得香港轉變不夠的，又分兩類。第一類，對香港的唯一出路有堅定想法。另一類，覺得早日一國一制更好。
任何群體總會變；但變的方向卻非任何個體能左右。當一個群體對未來最少有兩個不同的願景，處理的過程，就是政治。共識政治，就是沒人反對的事，就一起去做；沒有共識的，就各自各精采。民粹政治，就是多數人凌駕少量人。獨裁專政，就是少數人凌駕多數人。本來，共識政治是一個可令所有人都感到安心的模式；但也有人說，共識政治太過理想化。「一件事要沒有人反對才全體去做，那豈非甚麼都不做？」
19世紀美國自由派作者Henry David Thoreau在《公民抗命》中曾講過：「管最少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共識政治下，逃犯條例、國安法甚至救海洋公園、救國泰等，都要慢慢討論。「難道要討論到地老天荒？」其實也不是，像救海洋公園、救國泰，不用政府代全體港人去出錢，誰知不會有更好的方案？市場事市場了，不是更合理嗎？一個企業不會倒閉破產的市場，所有的失誤和風險只會由全體去承擔，非但有違公義道德，更會令管理人不思進取，社會停滯不前。
至於逃犯條例和國安法，就更應慢慢討論。坦白講，過去幾十年來在香港，教我最反感的就是以「不用討論」為由，或濫用制度暴力，或訴諸權威，或以人多勢眾，總之為求達到目的，罔顧個體的憂慮。要知道，真正將香港推往民粹和獨裁的動力，就是這種「不用討論」的專橫。
說不的權利是自由的底線
「難道只有一個人的反對聲音都要尊重？」那又如何？難道個體的自身利益就不用得到保障？「有些情況下，個體總要為群體作出一些犧牲。這就是現實。」假如你是那唯一被犧牲的一個，難道你又會心甘情願？對群體說不的權利，是自由的底線。無疑，現實中，個體要對群體作出犧牲，但犧牲應是一視同仁。換句話說，當所有個體都為了群體的存在，同樣地付出，這既是公平的意義，也是社會契約最簡單的解釋。
現在香港的處境，是北京和特區政府，繼續以各種制度暴力去凌駕不同的個體主張，個體為了對抗強大的制度力量，結集成新的群體，為香港人這個本來模糊的概念，賦予了更具體的存在。六九百萬人遊行一周年的前一天，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滿懷敵意地訓斥香港人，並以鎮壓車臣民眾為例，呈現中共的最壞盤算：「香港既是顛覆基地，反對中共的香港人都必將遭到懲處。」這亦是獨裁專制的面貌。
相信中共已不在乎國際觀感，亦不怕失去香港這個金融中心；中共既無限膨脹，卻又杯弓蛇影。這種矛盾的狀態，只有一個合理解釋：「中央在內裏，其實真的很脆弱。」當然，就算再脆弱，折磨區區幾百萬人肯定綽綽有餘。問題是有必要嗎？再者不要忘記，過去一年我們向世人展示了香港人最善良的一面，將舉世的目光聚焦到我們的城市。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700萬對14億或是以卵擊石，但一個中共抗衡世界各國的道德規範，何嘗不是螳臂擋車？
一年來，香港人見識到政府的真面目；今天，應該有更多人明白到共識、自由和平等價值。2021年6月9日，恐怕世界不會回到2019年般的模樣，但願香港人經歷過的這段日子，是上天給我們一次凝聚共識的過程，讓我們沉澱香港人身份的真正意義，為這個城市未來的文化和體制奠下基礎。
利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