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待了半年，K仍然經常忍不住上網搜尋飛往香港的機票。如果不是疫症的緣故，或許她一早已經返回香港了。
自反送中運動初期，19歲的K便是前線抗爭者，至12月時，她懷疑警方在監聽她的電話。她與戰友商量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流亡台灣。正在修讀副學士的她，本來還有一個學期就可以升讀大學。流亡，意味着她要將過去的一切推倒重來，甚至將永遠不能返回香港。幾經掙扎，最後她把心一橫，「坐監可能會冇咗條命，我寧願保住條命，睇住事態發展」。
去意已決後，K一邊申請報讀台灣的大學課程，一邊將從安全屋隨手拈來的少量隨身物品胡亂塞進行李箱，帶着一張單程機票，就這樣一個人匆匆忙忙的來到台灣。她甚至不敢把真相告知家人，只囁嚅着解釋：「台灣有學校收咗我。」
K未來得及計劃台灣的新生活，只能見步行步。來自基層的她，已把自己過往打工賺來的大部份積蓄用來繳交學費，所以更要省吃儉用地過日子。頭一個月，她住過八間青年旅社，每當發現有更便宜的床位，她就會馬上搬遷。後來，有支持香港抗爭者的「家長」和台灣志願團體定期給她一點生活費，她才暫且不用再為錢而憂心忡忡。她找到一個面積近乎香港劏房的獨立單位，房間雖小，但有一張床、一個廁所、一個電視、一個雪櫃，她已心滿意足，至少她有一個固定居所。
只是，長期獨自待在狹小擠擁的空間，還是讓K感到喘不過氣來。不論是清醒時、還是入睡後，香港街頭抗爭的片段都有如夢魘一樣纏繞着她。有很長一段時間，她每晚都輾轉反側到凌晨四、五點方能入睡。9月才正式入學的她，醒來後一想到又將迎來無所事事的一天，便沒精打采。生活費始終有限，她不敢胡亂揮霍，有時出外走着走着，隨意走進一家咖啡店，就這樣坐上一天。雖然百無聊賴，但在外總比獨自面對家中四面牆要好一點。
這樣的日子維持了半年。K到今天，仍覺得自己是一個異鄉人。「每一日都唔知自己做緊咩，我喺香港生活咗19年，本來期望嘅所有嘢都係喺香港。」一直都是一個人的她，不懂如何與當地人打開話匣子，遑論交上朋友。即使有台灣人主動與她攀談，問她香港局勢的因由和狀況，她總不知該從何說起，也不知該說多少，畢竟對方所知有限，始終不如香港人般感同身受。
到處尋找「家」的感覺
待在台灣越久，K越來越想念香港。她會特意到訪港式茶餐廳，懷緬香港美食的味道，又到訪香港人在台北經營的「黃店」，借機與香港老闆說一說廣東話。有時，有「家長」會問她：「你有冇咩喺香港係好掛住㗎？我寄過嚟畀你？」早些日子，她終於收到朝思暮想的缽仔糕，她語帶感動地告訴記者：「係家嘅感覺呀。」
離開香港後，K才明白甚麼叫「家」。以前，她總覺得香港生活節奏過急，香港人很冷漠自私，但如今香港的「缺點」，在她眼中竟都變得可愛。至少，當她在街頭上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時，會是一呼百應，而非無言以對。她更想念大半年前，與黑衣戰友為香港奮力抗爭的日子。但如今，她只能隔着海岸，從網絡中遠眺香港局勢變遷，分享文宣。她深感無能為力，有時她會忍不住怪責自己：「你睇住大家做緊嘢，我呢？我喺台北。」
K很想回家，再次走上戰場，即使回去後，可能要承受被捕或被消失的風險。但對K來說，在台灣流亡，又何常不是等同坐牢？「喺香港坐監，屋企人同朋友都仲可以去探監。但𠵱家我哋困喺台灣呢個監獄，仲要因為疫情，佢哋想嚟都嚟唔到……」回望過去大半年，雖然她保住了性命，卻有如犧牲了所有，有時她也不明白自己為何落得如斯境地。與朋友談起近況，她總愛揶揄自己：「我衰咩呀？衰戇X囉。」
如果可以重新選擇，K或許不會流亡台灣，但對於參與抗爭，她斬釘截鐵表示未曾後悔。林鄭說示威者「no stake」，她不否認：「喺香港制度下，窮人根本冇機會翻身，連我本來擁有嘅自由同權利都被剝削，所以我先要企出嚟。」雨傘運動時，才讀中一的她在現場幫忙運送物資。至去年6月12日，她已在前線與防暴正面交鋒。每當一場戰役結束，她回過神來，都不禁被自己的勇武嚇到。但她知道，因為做的是正確的事，所以她不怕，也不後悔。
如今眼前的黑暗未見盡頭，光復香港之路遙遙無期。K只願香港人銘記：「希望大家可以帶我哋返嚟，同我哋一齊喺煲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