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幾日，蘋果日報報道了我的朋友王璞，在香港面臨沒頂之災的今日，一個女作家也坐不住了。
王璞和我都是文革和上山下鄉的過來人。她在香港出生，父親原是香港知名記者，因為愛國，在中共執政之初就攜家帶口投奔大陸，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全家流放東北。王璞是在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長大的。
王璞來香港後，先任報紙編輯，後在嶺南大學中文系任教，辭職後一直堅持文學創作，直至近來以她的時事點評為網民熟悉。
我熟知的王璞一向遠離政治，她對文學有近乎宗教式的虔誠。她近來的文章，只是以自己的良知和常識，關心香港的命運。香港在沉淪中，她為之不忍，為之不甘，她以筆述心，宣洩自己的悲憤。
和我們同時代的人，文革後移居香港的至少有數十萬，我們在這裏立足打拚，有的發達了，有的生活普通，但我們都得到香港的公平接納，在這裏實踐自己的人生。我們的子女都接受高等教育，有各自的專業資格，他們正在香港這塊福地上，為自己的小家庭打拚。
香港對我們有恩，我們應該愛惜這個地方，應該保護她不受侵犯，這就是王璞和我，以及我們身邊眾多老同學老朋友的共同心願。
但是，我們的同學朋友中間，也有不少人來香港三四十年，從來不明白香港好在哪裏，他們自己幸運在哪裏，從來沒有以自己的經歷去比較一下香港和大陸兩種制度的優劣。他們享盡香港的好處，現在又在糟蹋她，還自我感覺良好。
香港在危難中，他們以愛國愛黨自我麻醉，恨不得中共早日君臨香港，似乎只有黨來了，他們的心靈才有寄托。他們把自己的心靈醃在黨的醬缸裏幾十年，聞不到醬缸的惡臭。
我對這些老同學沒什麼話好說。王璞說我們都是「離天遠離地近」的人了，活到這把年紀還不明事理，拚命摧毀自己子孫的安身立命之地，如此老懵懂，還有誰能打救他們？有些老同學的子女都是深黃絲，自己的孩子為什麼反對自己，那不是值得好好想一下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