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武漢肺炎疫情嚴峻，加上實施限聚令，市民減少外出避疫，造就本港外送平台定單爆升，連師奶亦加入送外賣行列。不過近月疫情放緩，外賣行業好景不再，其中外送平台Deliveroo更被指藉「轉新制」削減外賣員薪酬，引發數百人罷工行動，車手上周日（5月31日）回復正常工作，惟「步兵」繼續按章工作，工會今日（6月5日）會再與資方商討最新方案。本報走訪多名外賣員，當中有資深車手，亦有新丁步兵，他們慨嘆現時業界面對僧多粥少的困境，在亂世下只求「搵啖飯食」養活家人，未來的路不知何去何從。
記者：林穎嵐 沈彥恒 金敏琍
攝影：徐雲庭 麥超億
90磅孝順女 為媽媽頂硬上
疫情之下失業大軍力尋生存之法，現年40多歲的Carrie，從事採購員20多年，日復日在冷氣房內工作，但武漢肺炎令她淪為失業大軍，搖身一變成為Deliveroo女車手。只有90多磅的她騎坐於300多磅的重型電單車上，戴好耳機便準備開工接單。她指，這種日曬雨淋的生活轉眼已四個月，坦言只要養活母親、供得起樓，大可懶理別人嘲諷「外賣妹」。
斥公司改制 令行業崩潰
Carrie任職採購員時經歷過沙士、金融風暴等寒冬市道，1月初她向公司辭職另尋新工作，至同月底疫症即「打到嚟」。自2月初，她透過獵頭公司搵工，等候兩周仍未有回音。平日上班以重型電單車代步的她，失業下有朋友建議她入行成為車手外賣員。2月中起，她先後向三家外送平台申請入職，最後選擇加入Deliveroo成為自僱人士。家中每月生活開支20,000元，只靠她獨力支撐，3月入職時，定單接不完，高峯一日做足11小時，共送24張單，每張單約50元至55元收入，月入達30,000元。
外賣員成了Carrie的救生圈，但至4月，接單量及上班時數大幅減少。「突然間多咗好多人入行，接完一張單就冇下一張。」 她直言，入行時沒預料到行業會在一個月內迅速變化，作為行內生力軍，一方面收入下跌，另一方面又被指「打爛人飯碗」。
Carrie最初入行時，送錯單、行錯路時常出現，偶然又因餐廳包裝不善導致食物溢出「倒瀉籮蟹」，甚至要公司安排重送。她笑言邊學邊做，3個月內盡力成為稱職的外賣員，向「師兄」們求教如何固定餐點，以免「意外」再生。一直付出勞力和汗水，但公司卻藉「轉新制」削減員工福利及薪金，防止外賣員踢單及取消「保底」制度，令行內人搶單兼搶更。她認為，公司是外送行業崩潰的罪魁禍首，必須發起罷工爭取權益。
出奇招鬥搶單 行家變仇家
資深外賣車手周先生加入外賣平台foodpanda兩年，是現時行內少有的時薪制外賣電單車車手。他坦言，曾任職跑數銷售員，因厭惡「辦公室政治」而轉向這個本來氣氛相當和諧的行業。但疫情之下，一切已改變，除了大量失業人士加入導致收入下跌，最難過是過去和諧的工作環境逆轉，變成戰場，「唔係行家，係仇家啦。」
武漢肺炎來襲，周先生慶幸仍保住份工，但疫情時大量新人加入。他形容，現時搶單情況嚴重，大家由昔日行家變仇家，對此大感無奈。周是現時少數的合約時薪制全職員工，指現時不少步兵奇招盡出，一個人帶數部手提電話「食幾家茶禮」，送餐後還要鬥快按「完成」，以爭取時間接更多外賣單。
再受跑數壓力 無聊乏味
現時大部份市民回復正常上班，出現定單少、人手過剩情況，結果外賣單數直線下滑。周在鏡頭後自嘲為全職「死剩種」，他雖是時薪制車手，但仍需與其他自僱車手一同「搶更」，因入不到更便無工開。他解釋，各外賣員都被公司按入職年資及出席率等數據，分成不同組別，最佳者被分為第一組，每周可率先選上班更數，每日24小時均可選擇。周屬於第二組選更，現時可固定選到每日早上8時至下午2時許，及下午2時許至晚上7時許的上班時間，時薪55元，再按接到的定單分紅。
曾任職金行售貨員的他指，不少舊同事因疫情被迫放大假，甚至有人為生計無奈加入步兵外賣員行列。周成為「外賣仔」，只為自由二字，「可以想放假就放，想返工就返工。」對比從前在金行，活在壓迫的「跑數」環境，工資亦不如外賣員，加上人事關係複雜，令他頓感無聊乏味；以為外賣員可讓他稍為遠離「跑數」，但疫情後卻重臨困局。對於未來，他只想努力在港工作數年，儲夠錢便會返台灣定居與太太及子女團聚，重投慢活環境。
日行五萬步 新丁被怨搶食
4月份失業率高企，當中飲食業成重災區。30多歲的阿輝任職廚師十多年，早於1月底疫情初期已被裁員，沒有積蓄的他手停口停，曾應徵洗碗、樓面皆不果，終決定做外賣仔。他與全港數千名外賣員搶單及搶更，數千元收入雖可保生計，但代價卻是日行50,000步，致盆骨勞損兼行爛鞋，更背上「同人爭飯食」的惡名。
阿輝畢業後任職西式料理廚師，十多年未間斷，沙士年代他仍在學，未曾經歷市道寒冬，坦承入世未深，「原來個市真係可以差到搵唔到工。」他直言，飲食業以往是「工搵人，人揀工」，但2月至今變成「係我哋嗌救命去搵工」，即使是洗碗甚至洗廁所等下欄位，皆一位難求。廚師更是難上加難，「老細梗係揀個酒店出嚟嘅人啦。」
數月不休假 仍入不敷支
他每張單可收取的薪金，按地區而定，普遍地區每單30元，不論距離及食物數量。阿輝成為foodpanda步兵近五個月，記者上周日於午餐繁忙時段跟他上班2.5小時，阿輝平均一小時接兩張單，其中兩張是俗稱「孖單」，即兩張單在附近兩家餐廳取餐並同時送出，其中一張是伊利沙伯醫院的定單，包括七碗麵。取餐後，他手執三大袋食物步行至附近一幢大廈送第一張單，再汗流浹背地拿着七碗麵沿大斜路步行上伊院，完成2.5小時的更數後，賺得120元。
去年7月，阿輝曾失業半個月，當時擔任步兵賺外快，兩周已賺約13,000元，惟今次收入大跌近六成。他指foodpanda除削減定單薪酬，送餐距離亦越來越遠，「最痛苦（嗰次），係喺白加士街攞餐，送去K11 MUSEA，係1.5公里。」
阿輝由2月至今全職當步兵，幾乎不休假，月入約10,000多元。他認為，外送員行業已因人手過剩紛爭不斷，疫情放緩下定單減少，公司卻出手削減開支。每月入不敷支，繼續擔任外賣員，只求一口飽飯，「我𠵱家只係想快啲搵返份工」。
步兵疫市入行 老手迎競爭
年僅25歲的Boxson入行約五年，已是行內資深車手，現以自僱形式兼任多個外送平台的外賣員。以他工作的荃灣葵涌區而言，疫情前不同外賣平台的電單車手外賣員共約20個，疫情後增加至30多人，「步兵」所增人數更「失控」。市場多了一批新手「搶飯碗」，質素參差，「啲新手唔識路，有啲連Google地圖都唔識用。」他明白大家只為搵兩餐，遇有新手問路，Boxson亦不吝解答。
Boxson坦言，影響資深外賣員收入的主因，除了新人加入，亦因公司經常轉「玩法」。去年6月至7月，foodpanda以高薪65元一張單，及午市每張單加10元，晚市每張單加20元，吸引現職員工轉為自僱人士，他亦因此轉為自僱。惟轉職不久公司再度削減定單薪酬，「一個月後就即刻變番60蚊一張單，到𠵱家55蚊一張單。」
兼任多家平台保收入
由於公司不斷改制度，及後他開始兼任多家平台以保生計。今年2月初疫情爆發初期，外賣定單激增，行內出現小陽春，當時他在不同平台送餐，每日開工約9小時，扣除成本平均每日可賺約1,400元，但隨着大批新人湧現，收入大幅下跌。
記者近日陪同Boxson開工一天，他上午11時半至下午2時半為foodpanda送餐，3小時內共接6張單，賺取390元。下午2時半至6時為Uber Eats送餐，幾乎沒有定單，然後再於晚上6時至8時為foodpanda送餐，全日開工約8.5小時，每小時賺取不足100元。
Boxson指，除了收入下跌，行內不少人認為「外賣仔」稱號下賤，寧願跨區工作避免遇到熟人，但他卻不以為然。他年少時受父親熏陶下熱愛電單車，18歲考獲電單車牌，自踏入社會工作，便擔任電單車手外賣員。他坦言，現時大量新人入行，大家需互相包容，亦要堅持專業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