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暴一年】
由抗暴到反國安法，抗爭未竟、戰意未息，總有攝影記者在場，拍下漫天火光或血泊淋漓的一瞬間。但攝記背後的心理或肉體傷痕，又有人記錄過嗎？根據記協最新公佈的報告，過去一年，近六成半記者在採訪時遭受警方或不同立場人士暴力對待；其中警暴頻繁，高達八成記者曾遭警察強光照眼、言語辱罵、推撞等。
憑中大戰場照片一舉成名的陳朗熹說：「記者一定要將自己的苦難放低。」曾遭受無理拘捕的女記者May James，指今年情況只有更壞，「他們已經對記者，有少少對付示威者的意識。」一個是家有兩女的獨立女性，一個是初出茅廬的熱血青年，剖白在按下每次快門間的判斷與掙扎。
「有緣份拿起相機，應該將其發揮到最極致。」──熱血青年陳朗熹
橙色火光與催淚煙、中大示威者的剪影、空中飄揚着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黑旗，這張攝於2019年11月12日晚上的照片，你一定看過，照片廣泛流傳，成為反送中運動一年中，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影像記憶，亦是台灣網媒《報導者》推出的反送中運動特輯書刊的封面照片。他的照片，為香港示威者的血淚吶喊在台灣打開了一扇窗，有力的照片，讓人刻骨。
陳朗熹形容，拍攝這張照片之後，他只記得兩件事，「第一件事，煙，到處也是來自示威者汽油彈產生的煙，以及警方發射的催淚煙，那三小時，長期伸手不見五指，你去過現場就會知道；第二件事，當時每隔幾分鐘，就會有一個傷者被抬出來。」
勇武Black Bloc 始於6.9
現年26歲、入行三年多的自由身攝影師陳朗熹，最近得獎獲肯定的，除了中大保衞戰這張照片，亦在7月1日立法會議事廳內，拍下「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前綫．焦點》新聞攝影比賽：年度照片」，當時他為台灣網媒《報導者》工作，在香港拍攝的攝影師只有他一人，對比起本地大報為大新聞派出多名攝影師的做法，他顯得形單影隻，「我入到立法會第一件事，沿示威者的路去走，看看有甚麼發生，統統拍下。不到幾分鐘，我下了一個判斷，就是我要在議事廳內等候，這個判斷是一個賭博。我無視所有事情，因為我知道這張照片，太重要。」
第一次拍攝反送中相關事件，是6月6日法律界遊行，「拍攝期間很自由，一如以往，像前幾年一樣工作。」
水炮車瞄準射 手腳受傷無法走路
其後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完結後，接近6月10日凌晨，第一次激烈衝突發生，「本身在金鐘海富中心附近，已經打算離開，忽然間，行家說煲底有事發生。」當時小部份示威者嘗試衝擊立法會，在芸芸「白衣」遊行人士中，「勇武」和「Black Bloc」策略，依然是新鮮事，決定衝擊的小部份示威者，當時連「豬嘴」都未有，也未有人擺三角鐵馬陣，只將鐵馬拋向立法會正門前面堆成山。然後速龍到場，向衝擊者噴胡椒噴霧，場面混亂。陳朗熹認為，這一晚是被遺忘的，「沒有6月9日的示威者行動，就不會有6月12日的誕生。」
7月21日上環警民衝突，陳朗熹在拍攝期間，相機被一個玻璃瓶擊中，劈開一半，雖然算是為他擋了一劫，但他仍萬分無奈，「當時我已經失去工作的工具，眼白白看着衝突發生但無法拍攝。」
10月，陳朗熹變成警方武力的受害者，「10月中，警察已經開始使用水炮車驅散人群。我跟一個外國行家，在彌敦道行人路上追水炮車採訪。水炮車向我和這名外國行家發射，但其實方圓十里都沒有示威者。射不中，就調整角度，再發射，近距離射中了我。我飛開三至四米並倒地，擦傷手，也弄傷了腳，有四至五日無法走路。」
除了水炮車，陳朗熹亦對胡椒噴霧有極大戒心，「胡椒噴霧應該是所有記者的噩夢。」他近日購買了中和胡椒噴霧的濕紙巾，並極力推介記者和攝影師使用，「這是胡椒噴霧廠商生產的，好像賣毒藥就要賣解藥。一人一包，拿去！」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採訪環境，他購買一個全新頭盔，「我是為了頭盔上這個眼罩而買的，用來擋胡椒噴霧。」
陳朗熹展示一張在理大外面拍攝的照片，「理大衝突第二日，我們跟隨示威者出去，拍攝的時候，被防暴警察用槍指我們的頭。我們全部行家都雙手舉高。很震撼，應該是香港史上首次。」
見堵路恐慌發作 「無法承受好慘結果」
水炮車一役，令陳朗熹學懂更好地保護自己，「基本上我一見到水炮車進場，已預備充足，會尋找遮蔽物，亦不會暴露自己在它的射程範圍之內。其實所謂的預備充足，即是無法拍照，沒錯，用一支長鏡是可以在遠距離拍攝到水炮車，但要拍攝地面、近距離的照片，就變得困難。」
11月5日，陳朗熹首次經歷恐慌突襲（panic attack），「在示威者堵路期間，我第一次感到作嘔、頭暈和全身乏力，無法行走，連相機也不想提起來。」事後回想，他發現自己腦海的一條「公式」是恐懼的來源，「我知道堵路，就等於示威者被毆打、被拘捕，如果用好白癡的字眼形容，場面就是好慘。當知道結果之後，我就無法承受。」
「奔跑、毆打、拘捕、年輕的面孔、地上血迹斑斑……這一連串影像就是堵路的結果。」臨場恐慌的情況，持續到12月尾，重複出現表示他已經患上驚恐症。今年初，他為推出個人影集《無以名狀的力量》，解封電腦內一年以來拍下的照片，由頭經歷一次。
驚恐症發作前，因為知道反送中運動會長期持續，他曾諮詢心理治療師作「打底」，但行內則沒有相關的心理支援，「先不提我這種自由身攝影師，可能連大機構都未必有心理支援。」
放下個人苦難 照片有「情」但專業
「你有緣份拿起相機，應該將其發揮到最極致。」陳朗熹認為自己能夠站在歷史事件的最前線是一種緣份，伴隨而來的還有保持專業的責任，「我們記錄歷史這個重任，在惡劣環境下頓時變得重要。好像不可以放軟手腳，要用盡全力去做。」
他認為照片有「情」，才算是一張好照片，但有「情」並不代表工作時不需要專業和中立，「情」是攝影記者對於事件的感受，但個人苦難必須放下，例如他的恐慌突襲經歷，還有被警方武力波及的風險，「人身安全方面，看甚麼程度吧，我承受到的，我都會去。心理關口一定要衝破，我們攝影記者是專業的，盡可能都要將自己承受的苦難放低。」
警方妨礙採訪工作、威脅新聞自由，緊守崗位仍是必須，「不如試試這樣問：他們（警方）有沒有試過不妨礙我採訪工作？」作為專業攝影記者，他認為，必須繼續給予大眾信心，「我們必須一如以往專業地採訪，我們的專業就是告訴別人：我們站在這裏是沒有威脅的。」即使警方經常拉起橙色封鎖線、「呼籲」記者「上返行人路」、在轉角位妨礙記者拍攝，仍然不改記者工作是實現「第四權」的監察作用。新聞自由，靠專業捍衞。
記者：陳韻如
攝影：林亦、張洛晞
「在香港我有權拍照，可走得這麼前，我覺得我要繼續。」──單親媽媽May James
「我每次外出，小女兒會跟我說：媽媽不要死。」前線女攝記May James說。在抗爭現場，有一個身形嬌小、皮膚黝黑的中年女子，在橡膠子彈聲下奔馳；脫下頭盔及防毒面具，她有一張倔強的臉容，是育有兩女的單親媽媽，同時兼顧新聞記者的使命。自6.9大遊行開始，到7.1立法會衝擊、中大及理大的保衞戰，她從不缺席，留守至最後一刻。
她有多投入，她的傷痕就有多深。槍林彈雨過後，在寂靜的夜裏，她總是無眠，即使睡了，午夜也偶爾驚醒。自從去年在10.27集會中被捕，她更開始發同樣的噩夢，「以攝影師角度，看見自己坐在警署的角落，像犯人一樣。」無理的8小時拘留，成了她的夢魘，但這硬朗的女子卻說，生活要她堅強，更不允許她在傷痛中沉淪，只有挺起胸膛走下去。
中大保衞戰中頭獎 敷藥後再上戰場
May現時為自由身記者，相片發佈在外國及英文傳媒，包括《華爾街日報》、《衛報》、HK Free Press等，以7.1衝擊立法會及理工之戰的特寫照片傳閱率最廣。原來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是她首次走到最前線，「以前拍event或街拍為主，親身拍遊行，感覺很真實、很即時。」
極惡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令她想站在最前線，對攝記一職欲罷不能。「我開始追蹤TG（telegram）訊息，每一場都去。」後來6.12罷工罷課罷市集會，May第一次感受到催淚彈的滋味，「所有示威者衝過來，空氣中有很刺激的味道，想走前去，卻走不了。」當時她甚麼裝備也沒有，示威者向她遞來豬嘴，「眼睛完全睜不開，當天比較像逃難。」事後她對自己感到內疚，決心買好裝備，不讓歷史重演。
7月1日立法會衝擊，她拍下一輯區徽被塗黑、政客相片被踩爛、青年佔據議事廳的相片。這輯相極具劃時代意味，象徵香港政權失信於民。「那個情景非常震撼，絕對要進去拍。」她見證示威者糾纏是否佔據議事廳，到湧入去的過程，「我是有點擔心，因為完全沒有警察，會否是陷阱？」問她有否害怕被捕或人身安全問題？May說：「我沒有想這麼多。不拍攝就沒有記錄。我相信我做的是正義事，被捕也不止我一人。」
8月以來，運動升溫，警暴亦升級，前線記者遇到的危險越大，「試過一次警察不斷推，要我上路邊，但後面有欄杆，推撞過後我的腰有點瘀和腫。」在11月的中大保衞戰前夕，正當May想拍下校長段崇智與學生談判的一刻，警察突然間在背後發了幾顆催淚彈，「我中了頭獎，流血不止，急救員帶走了我。」她的頭部有1至2厘米的傷痕，敷藥後一兩個小時，她又再上戰場。
肉體的傷痕會隨着時間痊癒，但心理的傷口依舊仍在。去年10月27日集會期間，May在身穿記者衣、展示了記者證和身份證的情況下，因阻差辦公的罪名被拘捕。一入到警署，就被迫拍攝如嫌疑犯般的肖像照（mug shot），令她感到受傷，「我只在電視上見到監犯拿住牌，讓警察拍照，沒想過發生在自己身上。」身旁的警察呼呼喝喝，更押她進監倉，本來是單獨囚禁，後來就調到與四五名示威者同倉。
相比起示威者，May更快獲保釋，也沒有被檢控。然而，被捕的後遺症卻延續至今，「夢見自己拿住張警察拍的mug shot，幫我打指模。」她續說：「之後發夢都見過自己坐在警署牆角，以攝影師的角度看着自己。」她苦笑說，去年大型衝突後，即使有幸回家，也難以入睡，「躺在床上眼光光，或者突然起床後便哭。」
蹲下拍照被冒犯 警下體靠近臉龐
作為一名女性，她又剖白，曾在示威現場被警察推撞而有不舒適的身體接觸，令她感到被冒犯。「當時我蹲下來想拍攝被捕的小朋友，警察卻站在我正前方。」一輪擾攘之下，她的臉龐隱約感受到男士的下體，她反感非常，「作為一個女攝影記者，我很自然反抗，就是推開他。」豈料，這此舉卻惹來警察如狼似虎般撲向她，欲以警棍攻擊她，雙方陷入僵持。幸好，有行家及其他人拉開May及涉事警員，才沒有構成衝突。May現在回想，猶有餘悸，又指踏入2020年，抗爭似是緩和了，警方對記者的態度卻暗中惡化，「比較擔心是被拉到暗角，像《明報》記者那次，很難想像他們會做甚麼。」
縱然背負傷痕，May總是提醒自己要客觀記錄現場事件。就如理工大學一役，她見證示威者多次想逃走，到大門卻走投無路，或被警察設陷阱抓捕的場面；她看在眼裏，既不忿也同情，卻只能以快門拍下一切。又如有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男生被打至頭破血流，後來她才發現，當日她目睹該男生被捕，「之前只視為一張很慘的靚相，但知道他被捕後很無奈，因為他當時沒有反抗，為何不給他走？」甫說完，她不禁落淚，但又提醒自己要堅強。「我始終都是人。我試過好嬲地寫完一些東西。然後我會delete。」她怔一怔續說：「我要深呼吸，盡量不要放感情下去，這是有點困難。」她又強調，在抗爭前線，不時被警察推撞或妨礙拍攝，但她堅持不作爭拗，「我的目的是想記錄事實。如果我刻意與警察爭拗，就是在改變事實。」她用一種恍如「be water」的方式去應對警方的阻撓，「如果有cordon line，我帶一支長鏡；如果他們不允許在上面影，便在下面影。不一定某些角度才能拍下那時刻。」
至於身在現場的人身安全，她就以戰地記者作比喻，「如果記者去戰地，或會預計自己有可能受傷，要make sure有足夠的gear。」每一次回家，家中兩個女兒能帶給她精神上的安慰，「她們知我做甚麼，支持我；我出去或回家時都給我一個很大擁抱。」她又笑言，香港人身份，也是她堅持走下去的力量：「現在少了外媒，在香港我有權拍照，又可走得這麼前，我覺得我需要繼續。」
記者：陳娉婷
攝影：鄧欣、陳港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