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會議粗暴通過關於港版國安法的決定，激起本港與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也令人擔憂香港的學術自由將受到進一步箝制。
中國的學術自由長期以來受到政權的限制，即使不談第一個三十年（1949-1978），無數知識分子受到反右與文革等政治運動而荒廢學術甚至斷送生命；改革開放後的第二個三十年至今，儘管中國大學的質素與世界排名顯著提升，教育經費充裕、每年自行培養與海外歸國的學人多不勝數。然而，政權為了維持穩定，研究議題選擇、教材使用、資料收集、案例探討，以及學校管理上，處處受到有形與無形的局限與干預。眾所皆知的「七不講」（不講新聞自由、公民社會、黨的錯誤以及司法獨立等）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
中國自2004年起在約150個國家設立孔子學院，凡是令北京尷尬的議題，例如新疆再教育營、西藏抗爭、台灣問題乃至近年的香港社會運動都不能公開討論，引發大量干預學術自由的負面爭議，許多大學更在警覺北京對外的強大政經影響力後宣佈終止合作關係。
澳門《國安法》自2009年立法至今，採取比香港更為嚴格的出入境政策，因政治原因而被解僱的大學教師案例時有所聞，敢言學者被學生指控支持特定政治取態，甚至以安保為由在大學課室裝設攝影鏡頭，迫使部份學者選擇離開澳門「維穩」學術環境。
可以預期，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後，北京會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積極地在高教界「處理」意識形態與話語權的問題。
進一步箝制學術自由
首先，以軟性手段管控經費與人事等事項。獎勵符合主旋律與國家政策的議題（現在已經如是），邊緣化甚至取消可能不利於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的研究（例如貧富不均、社會運動、民主化、中港關係、政府信任與滿意度等議題），排斥開明或異見學者的僱用與升遷。教學的監控與學術文化的改造也可以預期，例如利用學生的教學評鑑批評對政權抱持批判態度的教師，大學校長被要求在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成立，以及港區國安法立法時表態。
其次，以硬性手段處理重要對象（例如領導社會抗爭、爭取外國政府支持），羅織其情節加以迫害。非建制的工會與專業團體也將受到無情打壓，即使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學者也可能面對監控與統戰的壓力。伴隨大學進一步的官僚化，重點是營造一種看不見但是可以感知的恐懼感，使學者進行自我審查，例如不批評政府和國家領導人、不討論法輪功等議題。
香港的高教界將歷經漫長的清洗，過往香港作為一個「國內境外」的策略性學術研究地位將會終結，海外關注中國民主的學者相信將無法再來香港，相關的研討會與學術活動將走向低潮。以研究、寫作與教學為天職的學者，為求自保將可能逐步外流，新晉的職位將被海歸的大陸學者為主體所取代。即使是留下來的本地學者，在自保與爭取資源的考慮下也將被迫適應新的學術風氣。有理由相信，香港的大學在國際間仍能保持一定的所謂排名與「競爭力」，但是壓在大學脊樑上的國安法，勢將形塑更多裝聾作啞的犬儒與向權勢靠攏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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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豪
高教公民執行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