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聶永真在fb上發文分享自己的一張作品。標題是：「昨日─母親節─香港。The Hongkongs’ Mother’s day in 2020. Do take care, our friends！」（香港人的母親節，保重，我們的朋友們！）
他說，前一天晚上臨睡前，躺在床上翻閱手機，看到這單新聞：香港網民在母親節發起和平抗議行動，許多十幾歲的孩子在馬路上被橘紅色的速龍圍捕、捉走，他們的母親徘徊在警署外；同一時間，特首林鄭月娥在fb貼出兒子從英國寄來給她的母親節禮物─一個橘紅色的手袋。
作者：陳德愉
攝影：陳沛妤、林林
（部份圖片由聶永真提供）
同樣的橘紅色，「好像是兩個世界。」聶永真說。
他跳起來，五分鐘內做完這張圖，貼上自己的fb，「我希望更多台灣人關心香港」他說。
許多香港網友在這篇發文的下面留言：「Thank you for standing with Hong Kong.」（謝謝你和香港站在一起）
路見不平，WHO can help？（誰能相助）。
聶永真總是拔刀跳出來，讓這樣的高貴情感一瞬間傳達到我們的心裏。
聶永真是台灣具代表性的平面設計師，2012年入選瑞士國際平面設計聯盟「AGI」會員，得過多次台灣金曲獎最佳專輯封面設計，也是蔡英文2016年總統競選官方視覺、競選專輯及2020總統就職紀念郵票的視覺設計師。
轟烈過後 「寧可停在最好的時刻」
2014年太陽花學運時，聶永真製作眾籌的《紐約時報》全版廣告，今年，他與朋友共同在嘖嘖募資平台（台灣眾籌平台）發起「刊登《紐約時報》全版廣告：台灣人寫給世界的一封信」。
僅僅在一天之內，有近2.7萬人按下贊助鍵，網站甚至一度當機，迅速籌得2,000萬台幣。
然後，我們就看到這幅廣告。
WHO can help？
Taiwan can help.
簡單的構圖，簡單的一句話，讓所有台灣人在看到的一剎那間，熱淚盈眶。作為一個被世界上大多數人否認存在的國家，我們能夠幫忙，我們值得被尊重。
聶永真的故事，就是台灣人的故事。
五年前，聶永真將工作室搬到民生社區。我環顧四周，空間潔淨極致如同畫布，家具陳設像是一些精確地添上去的線條。全屋玻璃間隔，一抬頭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天井裏，幾支花盆伸出小樹枝；露台外的公園草地上，兩隻大狗忘情地耍樂；遠一點的地方，飛機轟隆隆地劃過藍色的天空。會議桌椅都是自己設計的，純白亮麗的枱面，下面長出纖細的四隻腳；這極具線條美感的椅子，讓我不由得擔心起來，自己是否會把它坐垮了？或是受訪者真的能夠坐在硬板凳上，維持拍照姿勢幾個小時嗎？左思右想，站在椅子前躊躇着，聶永真對我伸出手，往前輕輕一擺，笑盈盈招呼：「坐啊坐啊。」
事實證明，聶永真毫無問題，幾個小時裏，他維持固定姿勢，沒有一絲改變。
「我在這個業界的價值就是提出好的東西，更好的美學與品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創作力不再，我馬上退休，消失在大家的面前。」
他說，自己看過許多曾經轟轟烈烈的大師，過了創作顛𥧌後的「滑牙」作品，每一次看到這些「滑牙」，聶永真就會想：「我會不會滑牙呢？被批評呢？」「我寧可停在最好的時刻。」
採訪過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聶永真在做自我反省：「我配嗎？我配得上那麼有名？」
他做過很多歌手的包裝，看着這些歌手從「冒起了」、「紅了」到「停了」，「這件事情對他們是一種折磨。」「所以我提前做心理建設。」他說。
學會對客戶說不 「感到鬆了一口氣」
聶永真43歲，可是皮膚仍然水潤，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7、8歲，中等身高、身形彪壯，日常穿着簡單但有設計感的素色T恤，短袖裏伸出兩隻肌肉線條明顯的手臂，上面有許多刺青。
左手臂外側刺的是一排釘子，長長短短各式各樣，整齊地排成一列，「這是IKEA的目錄。」聶永真說：「我覺得這張圖很好看。」
手臂翻過來，手肘裏是一張線條速寫。
聶永真告訴我，這幅圖的創作者，是個外國女孩，「她畫了很多圖擺在檔攤上，等待想刺青的客人選擇，這一張是她畫錯不要的，但還是擺在上面。我覺得很好看，就選了這一張。」
上半部是張臉孔，線條朝下延伸，到了末端成了一只陽具，接着，她用筆上上下下地想要塗去，卻成了一團線條，纏繞住這個人。
右手臂上一個更大的，似人頭又似骷髏，「這也是她畫的。」他用左手指着。接着，雙手握拳對緊，翻過來露出拳頭下的指窩，送到我眼前；指間裏刺着兩個荷蘭文，左手是「houd」，右手是「vast」。「這是『堅守』的意思。」聶永真說。
「荷蘭的水手，祝願自己能握緊船舵，便在指間刺下這個字。」聶永真站在工作室的中間，打開雙拳，握緊虛空中那支人生的舵，笑瞇瞇地說。
聶永真的父親是原籍廣東的老兵，40多歲才結婚生子，退伍後，夫妻倆在工廠當員工，退休後，擺攤檔賣水煎包及資源回收。父母忙於生計，「他們從來沒有明示、暗示我長大要做些甚麽。」聶永真說，所以他要讀甚麽科系，做甚麽工作都是自己決定的。
買不起玩具，便以畫畫當遊戲，一張圖畫紙一塊錢，母親買100張讓他們畫個痛快，「媽媽會帶我們去台中公園寫生。」聶永真說。
高中念職校，「不知道為甚麽美工科都在比較貴的私立學校」，家境不允許聶永真念私立學校，他最後選了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裏「看起來可能與畫圖相關」的「機械製圖科」。
雖然這個「畫圖」指的是「畫工程圖」，不過聶永真覺得，高級中等學校三年紮實的訓練對他日後幫助很大，「我分析圖像能力非常好」，他嚴肅地說，他能夠看透物體的結構，將任何立體的物品精準地平面化。
誤打誤撞，聶永真高中時成績優秀，在大學甄選試中獲得全國第四名，因此進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此系是做工業設計的，是做產品，可是我的平面設計雖然很好，模型卻做的很差。」
「我打電話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問有沒有轉學考試？他們說沒有，所以我除了重考外，就沒有別的路了。」重考對聶永真的家庭來說是個負擔，「所以，我先去跟重考班討價還價，我跟補習班說，我全國甄選試第四名一定會考上的，可以當你們的榜上名單。」最後，補習班同意只收材料費7,000元，聶永真才打電話回家告訴爸媽自己要重考，他說的是：「只要7,000元就好，7,000元就可以重考了。」
我問，那麼，是教授啟蒙了你的設計之路嗎？「不是。」聶永真搖搖頭，告訴我：「是我妹妹。」
重考那一年，念室內設計的妹妹借給他一本學校帶回來的課本《基本設計的元素》。
聶永真看得津津有味，「我第一次知道，哇！設計可以這麼美。」這本書上的每一個範例都讓他開始想「如果是自己會如何做」，於是，聶永真下定決心成為一位平面設計師。
畢業出道，聶永真做唱片、做書，以驚人的質與量快速竄紅。他擔心自己資歷淺，推了一個工作後以後就沒有人找了，所以只要能接的工作都接，每個月平均有四、五張唱片，三、四本書，若干海報，工作量驚人，即使找了也同樣做設計的妹妹幫忙，仍然感覺到被榨乾。
這樣的生活過了10年，直到35歲，他終於覺得「經濟過得去」，「心理健康也非常重要。」第一次推工作，對客戶說「不」的時候，「感到鬆了一口氣。」
「終於可以在一個好時間（比較寬鬆）內（把作品）做完，可以也喜歡自己的作品。」聶永真說。
失去中國市場 「我們更在意認同」
我問他，至今為止，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光是甚麽時候？不是功成名就的時候，出乎意料地，他羞澀地笑了，「當然是國中、高中啊。」
「那是戀愛的時候。」聶永真笑瞇瞇地說：「而且是，純純的同性之愛喔。」
他曾經公開談過自己的性別啟蒙，國小時就知道自己喜歡同性，國中更明顯。
上大學後，念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的聶永真跑到台大參加BBS「Gaychat」聚會，「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竟然沒有同志版！」於是他創立了「同性之愛版」。也做小報刊，當時《破報》、《島嶼邊緣》都有酷兒（Queer，泛指非異性戀者）相關訊息，聶永真就把報紙派到系所的公共空間，「沒有資訊，就來開拓啊！」
設計系、唱片圈、文化圈等等，都算是同志的舒適圈，所以，當他在網路上聽到各種反對聲浪，「哎呀~好心碎！」
2018年公投結果，讓聶永真發現，原來平行世界是這樣的，大部份人否定自己存在的現實，他意識到，友善的舒適圈不是人人都有，對某些人來說是一種奢侈。
大多數的人都想要否定你的存在，這不就是台灣的處境嗎？
這些年，聶永真以設計參與了許多公共議題，從太陽花一直到最近的香港母親節。我問他，公開表態對工作、生活有影響嗎？他坦白說，太陽花之前，有時也會接到來自中國的工作，「後來就沒有了。」
中國小粉紅在網路上群起攻擊，聶永真說：「我們工作室的夥伴都很勇敢。」「我們更在意認同。」
「自由民主的社會裏，人不應該被政治壓力拘禁批鬥。」
這幾件作品在台灣家喻戶曉，聶永真逐漸成為KOL，一個年輕人的icon。不過他說，這些都算是社會參與，不屬於他個人，「我做《紐時》兩次（一次太陽花一次WHO），我沒有把它們放進我的作品裏，也沒有拿酬勞。」
「我就是來幫忙的，我是服務大家。」聶永真嚴肅地說。
因為，他能夠幫忙。
WHO can help？
Aaron Nieh（聶永真）can help.
這不就是台灣人想說的話嗎？當大多數人都想要否定我們的存在時，我們能出手幫忙，我們值得被尊重。
「做這些事抗壓性要夠大」，然後，聶永真又開始習慣地自我反省起來，喃喃道：「因為也會有反面的聲音，議題越大強度越大……。」
他停了幾秒，追求尊嚴永遠不是一條簡單的路，但是，不會是一條寂寞的路。
「我們還是會被比較大的正面（回應）鼓勵到啦！」在滿地的陽光裏，聶永真羞怯地笑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