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House裏的人】
這陣子，心裏常常泛起不同人物的說話、故事內容。有正面，也有反面教材。但這感覺是很壓迫的，揪着心不放。駕車停在十字路口，突然腦內自言自語：香港已經變了，真的變了。像是交通燈前寫着的字幕。然後，交通燈真也變了，回到現實。現實中，立法會無法無天的改選內會主席，監警會那荒謬卻又預料之中的報告，看着《頭條新聞》的停止，香港是變了，「一國一制」的感覺，是如此真實。
朋友傳來關於南韓光州民主化運動的舊紀錄片《Their Gwangju, Our Gwangju》，說會聯想到香港。
光州學生為甚麼自焚？
片中有兩個訊息感受特別深：「sorrow of losing a loved one」，以及「have to fight to create a new world to the people」。簡單說，為爭取民主公義而犧牲的學生，與及愛他們的人，為他們延續心願，希望把光明的想法帶給世界。心痛與愛，是了解大型運動的原因及動力。黑暗勢力沒有來臨之前，一切民主不民主的意識形態，不過是討論。當黑暗不義到來，漩渦與洪流，人仍然有選擇，是因為良知。
但為甚麼一個人願意為抽象的理念犧牲？為甚麼光州民主運動中學生會自焚？一位曾參與搶救學生的藥劑師，至今仍然想起自焚者燃燒着的震撼與創痛。記得當年的新聞片段，是震驚又遙遠的。紀錄片中，在軍管戒嚴裏，一個準備派傳單的大學生，從六樓高處下墜，手中單張，在生命終結短短一剎，同時間飄落到街上軍隊坦克之間。片中字幕說，他到底發生甚麼事情？還未派發的傳單，成為他的遺言。
為理念犧牲，不是僅僅關於犧牲的人的能量，而是背後社會、背後人們的能量。如果一個社會無動於衷，那是一個不幸的社會。八年後，另一個從大學校園高處躍下的工人，高叫着找出光州事件真相。他的父親，回憶當時的兒子沒有立即死去，全身被繃帶綁着的樣子，像動物一樣，「我感到很憤怒。」
「不要忘記我的『brother』。」另一位犧牲者的親兄弟，多年來，很多人都忘記了光州事件，但他為了兄弟，半生成為人權鬥士。普通的學生死去，憤怒、悲傷，令普通的家人無法忘懷。有媽媽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大學向已故兒子頒授一個學位。一個社會，一步一步，走出漫長的民主道路來。
香港學生誰人叫得停？
如果光州是一個反抗的城巿，它為甚麼反抗？要了解光州事件，得親身去了解，才會明白發生甚麼事情，這是電影《逆權司機》其中主題，也是光州參與者熟悉又具邏輯的說話。
對照香港，在黑暗日子裏，不是學生放棄生命，而是因為他們堅持理念，生命、安全被剝奪。學生有如此容易被人煽惑嗎？想起陳欣健在接受《消失的檔案》訪問說：「67暴動，來得快，去得好快，差不多第二朝瞓醒一覺，甚麼都沒有了。」據說最終是因為周恩來指示，全面停止鬥爭。那是一場跟隨指示的抗爭？
但香港學生這一年，是一場跟隨自己意志的抗爭，誰人能把他們叫得停？不花精神花時間去了解，永遠無法明白香港為甚麼成了抗爭城巿。有些人仍然只緊緊看着經濟利益，心生怨恨。為失掉眼前一塊肉，感覺可惜。對別人的生死，鐵石心腸。
半年前，聽馬世民說，學生應該收手談判，不要再用暴力抗爭。他按經驗去想，暴亂以後，是不會搞清楚誰是誰非的，到最後，是關於誰能留下來。他是一個很懂現實的前軍人，但很多重大歷史告訴我們，人天性地會在錯的時代逆流而上的，這是人類文明延續下去的原因。在重大鎮壓屠殺事件中，作惡的，一定會受審判，名字寫得清清楚楚。
我問白先勇，他認為台灣二二八事件的仇恨，還存在嗎？「還存在。」他認為這是因為沒搞清楚事件的歷史原委，作為兒子，他努力把父親白崇禧的宣慰工作記錄。進一步看，台灣人民需要的不是救世主，而是對人、對民眾意願尊重和肯定的制度。
文在寅：要查明誰下令開槍
南韓光州事件 40 周年，總統文在寅出席518民運紀念儀式，重點訊息是要查明事件真相，調查是誰下令向民眾開槍。歷史，不會有頭冇尾的，人，要對正確的事情有信心。
「光州是命運共同團，規範我們活得如學生一樣。」這是一位南韓受訪者在紀錄片中說的。
作家：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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